2020是不太平的一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并且蔓延至各个国家,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受到重创。中国正处于经济的上升期,我国政府也在顺应局势不断调整政策指向,摆脱我国经济进一步上升的瓶颈,因此近些年我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也在迅速飙升。各国政府正在试图以多层次的干预手段调整经济政策以缓和本国经济下行压力和系统性风险,企图用最强有力的方法迅速扭转局面,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也因此而进一步升高。在各国学者的关注下,由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所引发的可持续发展困境,成为了多数企业调整其自身行为的重要决策因素。此问题是更为具体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加,其危害程度也不断增加,且想要仅凭企业自身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很棘手。所以此问题逐渐引起了各层级领导领导和学者的相当重视。本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两者间的关系,加入了渠道分析,并且创新性地以是否国企、受儒学文化影响程度和机构持股比例为依据进行分组讨论。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13年-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并根据研究需要做了一些剔除,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当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上升时,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有一个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机制分析中,本文以融资约束和经营风险两个中间变量进行了中间渠道机制分析,采用的是温忠麟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结果显示不确定因素会加剧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融资约束程度,且两个中间渠道都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异质性分析部分,我们以公司注册地距离七大儒学中心的归一化距离来衡量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变量COND。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性质和儒家文化影响程度两个分组成立,都会增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机构持股比例的分组回归结果没有通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稳健性中,本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对EPU采用新的构建方法,用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来替换CSR分数,由于新的被解释变量是0-1变量,我们将模型改为Logit模型,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本文采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分析,选取了滞后一期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和滞后一期的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两个工具变量,并进行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研究以我国经济转型的复杂局面为背景,有助于加深理解宏观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机理,且为我国解决公司治理问题和部署大的经济环境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