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刺桐，独特的海商文化板块，衍生一路活跃的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的开放包容特质，为伊斯兰教的传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接受心态，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及传教士由海上乘商舶东来泉州通商贸易，“杂处民间”，并带来了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风格。他们在泉州历史上修建大量的清净寺、墓室、石棺等艺术作品，这写作品大多是以石刻艺术作为载体或表现形式显现在泉州人民面前。今泉州出土200多方伊斯兰教寺院建筑石刻、发现多通元代阿拉伯文石碑及清净寺大型门楣石刻。其数量多、种类多、题材慎广，展现了泉州伊斯兰教艺术的辉煌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态势。由于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时间既长，遗留伊斯兰教石刻艺术流传物又多，因此对伊斯兰艺术在泉州地区的传承状况的研究，有很深价值意义：它是研究伊斯兰教在华的传承史的重要部分，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论述中国古代传统艺术的延续与外来美术的东渐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必然。伊斯兰教美术和泉州本民族艺术在图像学、色彩学、造型方面的交流乃至样式的殖移中，形成的地区性美术史的深层文化底蕴，值得我们作出认真思考。考察泉州伊斯兰教艺术的历史变迁。分析伊斯兰教石刻艺术及其建筑的独特魅力，梳理外来伊斯兰教文化艺术与泉州土著文化艺术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过程，将给我们带来丰富的宗教文化本土化的信息和艺术风格变迁的启迪。当论及伊斯兰教在泉州如何传承及其艺术风格如何演变，离不开对泉州的地理交通的分析，论及伊斯兰教石刻艺术在泉州能否完成本土化的进程，也离不开对泉州的地方文化气候和宗教文化信仰的阐释。因此本文的第一、二部分分别对泉州的地理基础、海事交通和民族信仰及中阿文化交融现象进行一番论述，以构建本文的写作认识先知和中阿文艺胶着的背景。第三部分，就现存较具代表性质的伊斯兰教石刻艺术进行分类论述，着重从造型样式的角度分析其作品的价值意义。第四部分是对伊斯兰教石刻艺术的总体态势的综合论述和宏观把握及其动机和成因的试论。另外，认识到伊斯兰教及其石刻艺术的泉州传承，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输出模式或样式殖移的过程，并非泉州民族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两者是同步的、双相的——影响与接纳。因而在文章的第五分内容加以表述，并对本文的写作做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