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制成就较高的朝代。开封作为北宋的首都，是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开封府是都城开封的管理者。北宋开封府地位特殊，具有地方和中央双重属性，且与皇权紧密联系。北宋开封府的司法活动是宋代司法活动的缩影，以北宋开封府司法权为研究对象是考量宋代司法活动和各项司法制度的最好切入点。开封府尹、开封牧、判开封府事、权知开封府、权发遣开封府是开封府行政长官在不同情况的不同称谓。只有亲王尹京才称开封府尹，其他则为判开封府事、权知开封府或权发遣开封府，民间多统称为开封府尹。开封府地位尊崇，被称为“天府”，能任职开封府者普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德才兼备。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社会不断壮大，随着坊市制的瓦解，厢坊制应运而生，厢的设置使开封城形成了开封府、都厢、厢、坊四级管理机构。开封府界提点司的设置使开封分为“在京”和“府界”，开封府管理开封城和近郊，开封府界提点司管理开封诸县镇，城乡分治管理模式取代原有城乡共管管理模式。宋代开封的管理模式是近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雏形。都厢、厢、府界都有一定的司法审判权，这些机构的设置减轻了开封府刑狱诉讼压力，使司法资源得以更加优化的配置。　　第一章解读“戏说”和史实的北宋开封府。北宋开封府作为宋朝都城的管理者，誉为“府中之冠”。有史可查的一百七十位知府中不乏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吕夷简、程琳、蔡京等历史名人。开封府是步入中央决策机构的重要阶梯，在北宋近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熙宁变法还是靖康之难，开封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民间对北宋开封府的认知却主要来自包拯断案的戏剧和公案小说，由于对开封知府包拯的神化，故而在民间形成了北宋开封府是一个上可审皇亲国戚，下可斩地痞无赖，惩恶扬善，无所不能的司法机构的印象。对北宋开封府的误读也源于此。　　第二章介绍北宋开封府的历史沿革和机构组成。对从建隆元年(960)到宣和七年(1125)的二百零二任开封府长官共计一百七十人进行逐个分析，勾勒出了开封府行政长官的群体特征。真宗朝设开封府界提点司，揭开了宋代司法制度改革的序幕，奠定了司法管辖的新格局：地方有监司，京城有纠察在京刑狱司；各州府司法管辖城乡分治。　　第三章介绍北宋开封府的侦查缉捕和刑讯。以开封府为统领，下辖的左右军巡使、赤畿县县尉、厢界所由、巡检形成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缉捕网络，左右军巡使、县尉、厢吏负责城市和县镇的盗贼缉捕，巡检负责乡村和远郊的盗贼缉捕。宋代的刑讯较文明，刑讯制度严密精细，对刑讯的主体、刑讯的对象、刑讯的条件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司法审判中，证据的运用也有重大突破，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地位有所动摇，有些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没有口供一样可以定罪判刑。宋代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契约制度发达，各类契约成为民事纠纷的重要证据。　　第四章介绍北宋开封府的司法审判和刑罚。北宋开封府司法审判权有限，笞、杖罪可直接判决，徒以上罪则须上报闻奏。北宋初年开封府擅断，死刑案件也不闻奏，直到真宗朝，开封府司法权的行使才得以规范。究其原因，封建家天下所致，宋初多是亲王尹京，开封府的政治职能大于司法职能，司法权的行使也就不太规范。宋代司法审判中贯穿了几项重要的制度，这些制度是宋代司法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内因，具体来说有：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勘制度、录问制度、长官躬亲制度等。这些司法制度的实施一方面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带来了司法的文明和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宋代刑狱淹延的重要原因。宋代的刑罚制度基本沿用唐代，但也有显著变化，就是创设了折杖法。宋代的刑罚制度以折杖法为基础，不断吸收前代刑罚的合理内容，逐步发展完善。关于折杖法的性质，当前理论界观点不一，本文认为折杖法是代用刑的说法较为可取。宋代的刑罚有本刑和执行刑两个体系，本刑经折杖法比折的杖数即是执行刑。传统笞、杖、徒、流、大辟五刑为主刑，配隶、编管、移乡等为附加刑。开封府录囚较为频繁，且多是皇帝亲为之。录囚内容多为赦宥，也有平反冤狱和疏决刑狱。开封府狱政的一大特点就是狱空奏报频繁。开封府所辖监狱有军巡院狱、司录司狱、厢狱、县狱，其中，开封府狱空专指开封府左右军巡院狱和司录司狱。所谓狱空，并非监狱空无一人，而是羁押的案件都处理完毕。奏报狱空赏赐较为丰厚，以致谎报狱空事件时有发生。　　北宋开封府政绩卓著美名流传，原因有三：一是任职开封府者普遍德才兼备，二是开封府行事果断高效、宽严相济，三是对开封府监管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