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然而一提起“山东人”这一文化形象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体形高大、酒量过人、性格豪爽、勇敢憨厚的“山东大汉”形象,而不是温文尔雅的儒生,这一有趣的文化现象与四大奇书之一的《水浒传》密切相关。《水浒传》以山东农民起义为背景,塑造了外在勇力和内在品格完美结合的“梁山好汉”群体英雄形象,这些文学形象作为“原型”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成为他者想象山东人的共同审美经验和“好汉山东”地域文化形象建构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水浒传》不仅开拓了山东英雄叙事的新领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英雄叙事传统,深深影响了山东近百年英雄叙事作品的发展路径。本文力图从《水浒传》对山东英雄叙事的影响入手,归纳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山东英雄叙事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征,揭示以《水浒传》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在“好汉山东”地域文学形象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水浒传》与山东英雄叙事《水浒传》作为山东英雄叙事文学的范本,首先塑造了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梁山好汉”审美形象。这群英雄好汉不仅具有高大威猛的体形、强悍粗犷的外貌、超乎寻常的力量和武艺,而且具有除恶扬善、见义勇为、耿直豪爽、勇于反抗的内在品格。他们作为一种形象原型,成为“好汉山东”地域文化形象和地域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参照物,不同时代的作家从中吸取符合时代要求的因素,重新塑造出“抗暴英雄”、“传奇英雄”、“草莽英雄”等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其次,《水浒传》想象出了一个与黑暗现实世界相对的乌托邦世界——水泊梁山。作者虚构的这个江湖世界是理想的政治理念、生存状态、生命样式的喻体,后来作品中出现的“关东”、“延安”、“新中国”、“高密东北乡”等理想乐土都是水泊梁山的变体,虽然它们的内容有所不同,但都承续了梁山好汉的乌托邦梦想。最后,为了塑造梁山好汉,作者采用了“官逼民反”、“神魔斗法”、“复仇”等叙事模式,将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其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可供后来作品继承、借鉴的重要资源。第二部分:动荡的乡土与抗暴英雄叙事王统照、杨振声、王思玷等先驱作家笔下的20世纪20、30年代的山东乡村,跟《水浒传》描述的北宋时期的现实景别一样黑暗:捐苛税重、兵匪如毛、民不聊生。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农民为了争取生存权利,像梁山好汉一样揭竿而起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徐利、皖生、湘生、穆三等抗暴英雄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梁山好汉性格,虽然他们的反抗具有自发性、盲目性,但正是这群“准革命英雄”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第三部分:革命的烽火与传奇英雄叙事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战火的日益猛烈,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迅速“战争化”,出现了《一坛血》《血染潍河》《马石山上》《地覆天翻记》等一系列围绕战争、反映战争、配合战争的小说,由于紧张的文学创作环境和宣传功能的极大强调,这些作品比较粗糙和匆忙,艺术成就不高。建国后的《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大刀记》等作品,成功借鉴了《水浒传》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设置、整体结构布局等方面经验,通过由个体英雄到集体英雄的量变,由抗暴英雄成长为革命传奇英雄的质变,由个人恩怨升华为阶级仇恨的转变,由政治敌我斗争简化为道德善恶对立等叙事策略,成功刻画了刘洪、杨子荣、梁永生等革命传奇英雄形象。他们在“革命”合法外衣的掩护下,上演了现代版的水浒英雄故事,暗合了人们的阅读期待,唤醒了人们关于梁山好汉的文学记忆,强化了“好汉山东”的地域文化形象。第四部分:历史的际遇与草莽英雄叙事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文革”劫难后,在拉美文学风暴的刺激下,在寻根文学思潮兴起的背景下,苗长水、李存葆等新时期作家,塑造了李山、润儿、梁三喜等一系列平民英雄形象,在这些沂蒙人身上闪烁着坚韧、善良、宽厚等传统文化精神的因子。而莫言、尤凤伟等作家则选择了余占鳌、二爷等“土匪”形象作为人性探险的切入点,在这些草莽英雄身上既有桀骜不驯、自由不羁、蔑视一切道德法则的“匪气”,又有剽悍顽强、维护正义、反抗侵略的英雄“豪气”,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内容,同时也暗示了山东地域文化形象的复杂性。一方面有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代表的官方文化形象,另一方面又有以“好汉山东”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形象,民间文化形象既是对官方文化形象的反叛,又是对其有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