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研究者常为官制的繁杂、凌乱而感到困感。近年来史学界关于两宋翰苑方面论述，还并不多见。对翰林学士承旨群体进行研究离不开翰林学士。武汉大学杨果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一书，是目前所见到的、翰苑方面研究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著。该书在对两宋三百九十七位翰林学士作数量统计的前提下，进而作群体考究。此外，杨文对两宋翰林学士承旨统计四十一人，并对其改官去向作了一些分析。群体研究中，资料收集的全面与否，影响着计量分析的合理与否，从而也影响到论述的价值。在对两宋承旨作群体研究之前，本文首先对两宋翰苑的人数进行了考证。其中增补翰林学士二十六人，纠正杨文误计四人，使学士人数总计四百一十九人。杨果对承旨的统计我做了进一步研究，增补十五人，承旨人数总计五十六人，在此基础上，使对两宋翰林学士承旨进行群体研究成为可能。此外，对一些史籍中关于承旨记载失实之处也做了考释。 翰林学士承旨最早出现于唐宪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作为代皇帝起草诏命、参与机要的天子家臣，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央政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其作群体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了解宋代官制。有宋一代，并不常置，职显位宠，多以学土中资历深厚者一人为之。学士院长的承旨，“独承密命”、“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在宋代封建专制君权加强的过程中，翰林学士承旨作为 ·1·皇帝最亲近的宫闹近臣，推波助澜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宋五十六位承旨群体的数量考据，动用计量法对其进行研究，从而揭示其作为天子私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真实情况。 从翰林学士承旨的出身看，同兴起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息息相关。特别是进士科出身，成为承旨选拔的一项重要标准。两宋进士出身的承旨占总数的89．3％，比重是相当大的。南宋以后，工于四六、有词科科考的进士多至翰苑、卿相，词科同进士科相结合增加了承旨选拔的难度。地域分布上看，承旨多集中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两浙、成都府、京跷路等几路。除此之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统治集团的用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承旨各地数量的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翰林学士承旨的任期逐渐递减，在南宋不仅表现为任期的短暂上，也反映在承旨数量的变化上。尤其在中后期，一百多年中仅五人，这同南宋大量翰苑权直类官的任命有主要的关系。 从任职承旨前后状况看，除一人外，承旨直接或间接地全由翰林学士而迁。从进土登第，至充任承旨，基本上都经由一些共同的媒介官。这一途径，概括而言：由修起居注而秉知浩，历外制而后内制，直至承旨、枢要。据文中统计，两宋翰林学士承旨改官后直接或间接上升宰执的，占总数量的67．9％，其中升任宰相十一人，“公卿之才并由此出”。可见，充位宰执，成为承旨改官的主流。 翰林学士承旨与翰林学士作为翰林制度的主体，二者共处翰苑，与中书舍人分掌内、外制。在君相权争中，对中书舍人草词权削夺的翰林群体，尤其是翰林学士承旨，先于宰执参议谋划，成为君权强化的得力工具。翰苑制诏多用四六体，源于南朝齐、梁间的骄文，历隋唐至宋，经过欧阳修等人的革新，注人了散文的气势，以其精切、简约的风格，成为朝野定型的应用文体。“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绪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能否善工四六，成为人仕禁林的又一项选拨标准，而以文坛首领自居的翰林学士承旨多为四六高手。作为“儒者至尊”，对宋四六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宋代文学的繁荣。 将翰林学士承旨归人翰林群体，从横纵向来考察翰苑权限的流变。就两宋来看，基本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翰苑群体的权力和影响日益低落。南宋低资历权 ·2·直类官的大量任命，就是其权限低落的一个反映。再与其同时代的辽、夏、金相比，由于这些政权的民族性及其崇武的习俗，决定了翰苑的地位远不如宋代，成为闲置的文翰机关。纵向上看，自唐至清，随朝代的递换，时间的变迁，翰苑权限由大到小直至完全丧失。至清代军机处的设立，军机大臣掌书谕旨、参决机务，翰苑群体完全被排斥于政活生活之外。 尽管本文对收集到的材料做了大量的分析、考证，但还是会有不少脱漏的材料，本文之所得数据、观点大体上比较接近实际情况，还有待于新材料的进一步考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