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下简称“伊朗核协议”)，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伊朗核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策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伊朗核问题的发展走向。本文旨在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对2009-2019年间美国的伊朗核政策进行研究，把握影响伊朗核政策制定的主要国内政治因素。
　　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变量主要有总统、国会和利益集团等。在奥巴马总统上任到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这段时间里，通过对伊朗核政策的回顾与梳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伊朗核政策大体经历了“接触与谈判—遏制与制裁一重回谈判”三个阶段。“伊朗核协议”是奥巴马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重要政策成果，但是否退出该协议却成为新一届总统上任后制定伊朗核政策时面临的首要问题。美国国内就“伊朗核协议”是否可以阻止伊朗拥核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在是否要对奥巴马政府的伊朗核政策进行调整方面，出现不同声音，影响着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核政策出台。最终这场辩论的结果是退出“伊朗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在对这一时期的伊朗核政策全面了解后，根据不同政治变量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效果的不同，以及具体到伊朗核政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的变量，选取了美国的行政机构、国会和利益集团三个政治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2009-2019年间，总统是影响美国的伊朗核政策的首要因素，奥巴马和特朗普在政策理念、目标和手段上的不同选择，直接影响着伊朗核政策的转变。国会和利益集团在伊朗核问题上可分为主张强硬政策与主张接触政策两个阵营。在国会以及利益集团中，主张强硬政策的阵营力量强大且多数时间里发挥着主导作用。当奥巴马政府主张接触，与伊朗就核问题进行谈判时，该阵营成员便阻碍接触政策的实施，使得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伊朗核政策出现阶段性特征。2013年以后，主张接触政策的阵营力量壮大，除奥巴马领导的行政部门积极推动谈判外，还有国会中主张接触阵营中民主党议员以及以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三方共同努力，促成了“伊朗核协议”的签署。当特朗普和越来越多的主张强硬手段的官员掌握政策主导权后，便出现了退出“伊朗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经济制裁的结果。美国的伊朗核政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美国的伊朗核政策是否还会变化以及发生怎样的变化，还需结合具体的国内外环境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