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文献证明了在上市公司众多股东中，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和积极性跟持股比例有很大关系（如 Berle&Means，1932；JosephP.H.Fan&T.J.Wong，2002）。因此各个公司在不同股权集中度下，其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受的影响也不同。在股权较集中的公司，尤其是一股独大的公司，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问题即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表现得很明显。大股东控制企业经营，掌握很多中小股东不知道的公司信息，这样就和中小股东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结合我国市场看，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大都相对集中，而且我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从1990年发展至今也不过十几年的历程,自然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情况，例如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的相关法律和司法体系还不健全。因此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很多存在第二类代理问题。面对第二类代理问题，大股东的行为主要会产生“攫取效应”和“利益趋同效应”两类影响。在股权集中的公司内,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存在信息不对称，持股比例大的股东，掌握更多的经营信息，而且可以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这些客观优势使他们能够通过内幕操作，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这就是攫取效应（如 La Porta&Shleifer，2002)。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客观优势使他们能够通过内幕操作，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但当控股股东的所有权达到一定比例时,因为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想把现金流转化为私利的成本就越大，其追求的效用将与中小股东趋于一致，这就是利益趋同效应。目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制度是半强制性的，即当期业绩满足一定条件的上市公司，需要强制地发布业绩预告，具体条件是上市公司在当期经营结果为首亏、续亏、扭亏以及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变动大于或等于50%时，需要强制性地发布业绩预告。虽然上市公司在选择是否披露业绩预告时受到一定的强制性，不过在业绩预告信息的具体内容以及发布时间选择上，有较大的自由。业绩预告披露带有前瞻性，更受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关注，而且形式内容和披露时间上被给予了很大的自由，此行为更体现出上市公司股东和管理层的动机。因此本文以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及时性为切入点，来研究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对其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进而分析股权集中度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究竟展现出何种效应。　　本研究选用我国A股所有板块上市公司每年年度业绩的预告行为，从2010年到2015年共6期数据，构成了包含6078个样本的面板数据。样本中把业绩的预告为“不确定”的剔除掉，对剩下的三种预告信息进行分类。如果预告形式为开区间(只预告上限或者下限),则将业绩预告的精确度赋值为0；而把预告业绩为闭区间（预告了业绩的上下范围）,以及预告业绩为一个确定的数值这两种情况的精确度赋值为1。业绩预告的及时性以业绩预告期的自然对数衡量。业绩预告期指的是业绩的预告信息披露日与当期业绩实际披露日之间相隔的天数。另外，本文选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指标，并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稳定性检验。利用总样本面板数据，分别设置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股权集中度为因变量和自变量，同时控制公司层面的其他因素，如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等，采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同时将业绩预告的及时性和股权集中度分别设置为因变量和自变量，通过多元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另外，把总样本按国企和非国企分为两个子样本，同样用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模型分别研究业绩预告精确度、及时性与股权集中度的关系。研究表明：⑴通过对总样本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会促进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及时性。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检验，得到相同结果。可以看出，股权集中度提高促进了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股权集中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更多展现出“利益趋同效应”。⑵分别对国企和非国企两个子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国企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及时度都没有显著影响；而在非国企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对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及时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检验，也得到相同结果。由此可见，股权集中程度的提高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只体现在非国企上市公司中，没有在国企上市公司中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