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英雄艺术形象的发展不仅与时代有关,也与社会形态有关。在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种文艺体裁中都能看到女性英雄的影子,不仅如此,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西方也出现了被大众所认可的中国女性英雄艺术形象——花木兰。从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与封建社会做彻底的决裂,将古代女性视为没有差别的整体,“祥林嫂”被当作古代女性形象的代表。但是,通过对古代文艺中女性英雄的梳理,我们发现这种观点是一种被建构的新史观,与历史是不相符的。并且从西方改编中国女性英雄的艺术形象来看,古代女性英雄身上还体现出了现代意识。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就是重新定位女性英雄在文艺中的形象,发现社会形态对英雄形象的决定作用。首先以“中国古代文艺中的英雄观”为题,通过梳理古代文艺中的英雄形象(主要以小说为例),对古代的英雄观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在古代“巾帼与须眉”同属于英雄的观点。但是,男女两性的英雄形象又有不同的特点,男性英雄因为建功立业的社会要求使得他们变为皇帝以及皇权的工具,他们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伦理。反观古代文艺中的女性英雄,在社会稳定时期能承担家庭责任,在国破家亡之时又能表现出家国大义,对爱情的自由追求以及保家卫国的自我选择都使得她们身上体现了现代英雄的因素。并且在男性书写下对女性英雄的尊重与赞赏,又使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古代两性观的真实面目。第二章以“从古代到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女性英雄观念”为题分析了转型时期的女性英雄观。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中,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成了女性英雄的主要特质,但是“英雌”形象在时代的需求中表现为与男性一样的特质。“英雌”形象的出现,本是为促进女性形象的现代转向,但由于其“男女平等”的思想只注重女性与男性一样承担社会责任,使得女性在形象以及情感上丧失了对自我的性别认知,与古代女性英雄相比,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倒退。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展现新旧社会女性地位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男女平等”思想变成了“男女都一样”,形成了劳动英雄的形象——“铁姑娘”。而在特殊的文革时期,女性在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引下,呈现为“复仇英雄”的形象。但是,这两种艺术形象不仅遮蔽了女性的特质,也表现出了人的本性的缺失,使英雄成为政治符号和工具,导致了英雄的异化。第三章以“当代英雄观的反思”为题分析了中国当下社会形态的别现代性。这种别现代性在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思想的交织下造成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英雄观的并置,形成了英雄空间。在这个英雄空间中前现代思想所推崇的君王英雄以及后现代思想对英雄的解构都不是社会现代化进程或趋势所需要的英雄观,当代影视剧作品中现代女性英雄观正在觉醒,并与中国当下的社会实际相联系,摆脱了人的工具化,注重现代人权意识、维权意识以及执法意识的彰显。第四章从“西方对中国英雄的接受和改编”中发现西方塑造的花木兰形象与中国当下塑造的花木兰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为对花木兰本来是什么又应该是什么的不同认识上。究其原因则在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更为充分,因而西方艺术家更能敏锐地发现中国古代女性身上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发现古代花木兰“替父从军”所体现出的对男权、王权的蔑视,对爱情的自由选择,从而塑造出一种现代女性的独立人格。而中国当代的花木兰塑造,还拘囿于木兰替父从军的忠孝观念。因而,中国和美国在花木兰剧改编上的差别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差别。总之,通过对女性艺术形象古今中西的对比研究发现,从中国古代民歌中的花木兰到现代“英雌”,到“铁姑娘”,到九儿、秋菊,再到西方花木兰的形象演变,中国自古以来女性身上潜藏着的现代性元素在当今现代化过程中被激活并发育、生长、嬗变,构成了中国女性英雄独特的历史。与中国历史中被放大了的女性“祥林嫂”形象史不同的是,我们发现古代文艺中的女性英雄并不处于被压迫被损害的地位,而是社会张力结构中的一端。古代花木兰身上所体现出的现代性元素使得花木兰具有相对的全球性和永恒性,而现代中国文艺中女性英雄的无性别化、政治工具化,与古代女性英雄观相比,往往是进步与倒退交叉进行。进步者在于对现代自由民主的追求,倒退者在于失去性别的伪英雄表演。这种二律背反的局面恰好是中国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在女性英雄身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