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依法调整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的共同选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以后，我国正经历着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的现代转型，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的民族法制也急需向民族法治过渡。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具有现实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民族法制和民族法治代表了民族法律两种不同的运行模式和运行状态，在两者的关系上，民族法制是民族法治的基础和前提，而民族法治是民族法治的目标和归宿。本论文在总结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成败得失，并重点分析其问题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民族法制向民族法治过渡三个方面的必然性，一是民族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向法治过渡总体进程的需要，三是法治优于法制的内在机理。民族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在民族关系领域的具体化，是以科学而完备的民族法律体系和丰厚而坚实的民族法治文化为基础的，以民族法律真正实施为内容的，以维护民族权利、促进民族发展和繁荣为目标的，依照民族法律调整我国民族关系、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种社会有序状态。对我们来说，民族法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在它启动之初，确定若干指标体系、弄清相关制约因素，找准构建模式和构建途径，就显得特别重要。在我国民族法治的建设过程中，应以科学完备的民族法律体系、民族法律至上、完善的民族法律实施监督机制和丰厚的民族法治文化作为自己的指标体系，克服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落后、少数民族素质相对较低、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法治底蕴不足、民族问题敏感而复杂等制约因素，通过发展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挥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的关键作用、强化民族法治的法律组织与制度建设、构筑民族法治文化等途径，走一条政府社会互动的构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