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和案件繁简分流……,积极推进要素式庭审、令状式文书、示范性诉讼等机制创新”。示范诉讼1,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又称“标准诉讼”、“示范性诉讼”等,是指经当事人协议或者法院依职权指定,从具有共同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系列性或群体性案件中选出一件或几件进行先行审理,以其裁判结果作为其余系列性或者群体性案件在诉讼上或诉讼外处理之依据。2运用示范诉讼方式审理群体性案件具有帮助法院分流案件、避免对类案重复审理、节约诉讼资源、统一司法裁等优点。我国司法实务中出现的示范诉讼方式实际上是源于域外的示范诉讼制度,在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务中都已经非常成熟。在我国,为避免将众多群体纳入同一行政判决造成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上访等社会不稳定事件,法院通常自我保护式地规避行政代表人诉讼的适用。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以涉“城市建设与规划”、“房屋征收与征用”为代表的群体性行政纠纷却日益增多,人民法院面临着解决群体纠纷的更高现实需求。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七条提出“探索实行示范诉讼方式。对于系列性或者群体性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选取个别或少数案件先行示范诉讼,参照其裁判结果来处理其他同类案件,通过个案示范处理带动批量案件的高效解决”。自此,类似于国外行政示范诉讼制度的“行政示范诉讼方式”开始在我国行政审判中被频繁运用,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截至到2019年11月13日全国法院运用该种审判方式审理的行政案件数量多达656件3。但我国行政示范诉讼方式毕竟属于舶来品,在缺乏法律规范和理论指导的前提下被频繁运用,无疑会引发很多程序和实体问题。行政示范诉讼方式的价值核心在于其裁判效力的扩张性,但往往由于受理环节职权色彩过浓、涉诉群体未充分参与庭审以及裁判理由过于简化等原因,导致示范裁决效力的扩张遭受质疑,由此引发大规模上诉甚至再审。通过庭前与涉案群体的充分沟通、公告释明;引导涉案群体的程序参与以及尽早将行政示范诉讼上升为制度规范成为有效解决行政示范诉讼方式在我国运用问题的必然之策。本文拟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行政示范诉讼方式的概述。主要研究了行政示范诉讼的理论缘起、概念辨析、适用边界以及示范裁决效力扩张的正当性。第二部分是我国运用行政示范诉讼方式的价值考量。从宏观上司法目的之体现到微观上弥补行政代表人诉讼制度,再到行政示范诉讼方式的内在价值与功能劣势进行全面的考量。第三部分是我国行政示范诉讼方式的运用现状。从法律规范和司法裁判两方面客观展示我国行政示范诉讼的运用概况。第四部分是分析我国行政示范诉讼方式运用过程中存在的启动过于随意、运用过程缺乏程序保障、示范裁决效力扩张遭遇抵制等突出问题。第五部分笔者从问题出发,提出加强启动审查、强化程序公开和程序保障以及适时将行政示范诉讼方式上升为制度规范的三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