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论述了同性恋身份和话语的产生与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为“制造同性恋”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经历了从“中性的”、“暧昧的”到病理化、罪化,以及新世纪之交的“非罪化”与非病理化的过程;相应地,同性恋者在中国也经历了从公开转入地下,到又逐渐公开的过程。本文悬置各种先入之见的污名、标签和想象,通过结合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试图勾勒出同性恋者的真实生活和话语,揭示了同性恋者的生存状态与呈现方式、情感与择友偏好、性角色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等,并探讨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家庭出柜以及弱认同下同性恋运动的可能性。　　当前同性恋者的聚集方式通常有“以地方性的同性恋组织为纽带”、“以关键人物为中心”、“以酒吧与公园、公厕、公共浴场等公共场所为地点”以及虚拟网络空间等;但是同性恋者个体的生存状态却是另外一副场景,他们多是“地下式的”、“伪装的”和“原子化的”。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由于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原因,使同性恋者主动疏离并隐匿于异性恋社会。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文研究发现同性恋族群中许多同性恋者有长期、固定的伴侣,同性恋者注重感情、渴望爱情。本文的其中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现阶段的同性恋族群仍然缺乏或尚未产生其特有的同性恋亚文化,它正处于代际转变期,具体表征为“缺乏角色规范”、“家庭文化的缺失”、“称谓的模仿”以及“白咖啡、黑咖啡”等几方面。这种“有历史无文化”的现象主要就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同性恋者而言,同时它不可避免对地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同性恋者产生深远影响。文化缺失的一个后果是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倾向于模仿异性恋社会的文化模式。大致可以明辨出同性恋生存状态的“形而下阶段”和“形而上阶段”。形而下阶段是“同性恋的启蒙时期”,由于缺乏文化传统的参照、信息流通渠道不畅、社会能见度低等原因,使得很多同性恋者处于孤独的自我摸索阶段。这个时期同性恋者更多地“以貌取人”,择友过程中考虑生理条件而不是经济、文化等因素。而“形而上阶段”的身份认同不再仅是通过受本能驱使的、生物性的性行为来完成,而更多地涉及文化因素,更注重同性伴侣之间的感情与心理感受,同伴关系会更为稳定与持久。可以预见的是,该阶段对同性恋权益(诸如同性婚姻、遗产继承、抚养小孩等)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这两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不同的身份认同模式,即“以性为中心”和“以身份为中心”的认同模式,前者通过同性性行为来理解和标签自己的同性爱慕情感;而后者在发生同性性关系之前就已经确认性身份,它通过“身份阅读”完成认同,并不将性行为本身作为身份的标志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上。老一代同性恋者更多地是“以性为中心”的认同模式,也因此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现象更为普遍;而年轻一代同性恋者则是“以身份为中心”的认同模式为主。认同的代际差异很可能预示着未来同性恋者行为和认知模式的大转变。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成年同性恋者有着良好的性身份认同,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同伴群体的自我支持,社会歧视与制度忽略以及传统家庭、婚姻等因素,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过程充满了波澜曲折,这个过程经历的时间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性恋者更长、期间引发的试图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更为极端,比如企图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制度性有意忽略、文化缺失、社会污名以及恪守内化的传统思想观念(主要是孝道),使得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不愿意向他人和社会表明自己的真实性身份,他们宁愿躲在“橱柜”里。然而,家庭出柜却几乎是每一个成年同性恋者在完成自我身份认同之后都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这也是父母与同性恋子女两代人之间的两难困境。“认同”而不“出柜”是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结论,并且就此引发诸多问题。作为拒绝出柜(尤其是家庭出柜)的替代性选择,中国同性恋者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会选择进入“异性恋婚姻”或结成“形式婚姻”。“家庭出柜”是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象,它不仅是同性恋个人的“私事”,也是重要“家事”,它使同性恋者处于同性欲望情感与家庭责任的冲突之中: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伦理本位的、以“孝”为核心的礼制之约束,家族主义取向下的同性恋子女担忧父母不理解、不接受自己的性取向,甚至因此导致家庭反目,他们大多认为自己不孝,愧对父母与家庭;另一方面,从儒家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的自我观是导致同性恋者与父母之间代际冲突的又一文化根源。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依赖感、事先铺垫、伴侣间情感、宗教信仰、时机选择以及父母认知状况等。家庭出柜是高度组织化和深思熟虑的谋略行为。父母的反应高度个人化,这不仅取决于出柜之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还取决于父母是怎样发现、为何发现、同性恋者本人的条件以及对出柜后一系列连锁反应事件的应对与处理方式。因此,出柜的过程与结果涉及到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在这种意义上,身份认同/出柜作为一个中介变量,是联结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之间关系的纽带。不像西方发达社会中外显、张扬的同性恋运动,中国的同性恋运动更多的是以一种内敛的、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同性恋精英与活动家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渐改变同性恋族群自身的素质与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以期最终在制度、法律的层面获得同性恋合法权益。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同性恋者的出柜具有重要的政治涵义,它可以被视为同性恋社会运动的重要表现方式,而且它的运动场域就在家庭内。此外,同性恋消费主义(“粉红经济”)具有突破身份与地域的解放功能,尽管它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方初露端倪。　　本文力图从个体—家庭—国家三个分析层面切入来探讨当前同性恋者的生存状态。在全文中,微观层面主要探讨的是同性恋个体的情感与性,中观层面涉及的是同性恋者的婚姻(异性恋婚姻与形式婚姻)、家庭出柜的代际矛盾与文化冲突,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重点分析了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过程与阶段特征以及结构(作为一种“通过仪式”);而宏观意义上讨论则是同性恋社会运动。其中,在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关注同性恋者的家庭出柜是本文的主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方面从理论上积极探求中国同性恋在20世纪前半叶逐渐接受西方病理化话语的人格和文化原因,认为中国同性恋病理化与中国文化中的深层结构有关。中国人的人格特征诚如孙隆基所言,其“身体化-联结”(somatizing-and-consociating)的结构使中国文化缺乏心理化的符号介质,对西方人而言是个人的或情感的问题,却被中国人身体化为生理疾病或外化为人际间的、道德的问题。西方性学将同性恋视为社会越轨现象,从而使之降低为一种个体的心理问题;而在中国,作为现代知识形式的性学则将同性恋视为社会与民族问题。另外,中国本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关于男男性行为的贬损性定义也是接受现代西方病理化的同性恋思想之重要基础。本文创新的另一方面主要在于实地调查中的一些微观发现,诸如同性恋群体中很多人先经历异性性行为(尽管这种状况正在逐渐改变),性角色互换,性角色(sexual role)与性别角色(gender role)之间的逆向反差,有些自我认同良好的同性恋者却不喜欢(被)插入式的性行为,而只“抽水烟”(口交),以及一个需要更多实证研究加以验证的现象:即男同性恋社群中偏“0”的角色居多等事实。本文认为探讨同性恋现象时要区别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认同模式)和群体(其内部分化)。此外,本文还详细探讨了异性恋婚姻和形式婚姻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冲突。异性恋婚姻反映了个体爱欲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传统儒家文化注重“孝”道,孝的解释是“无违”,就是承认长老权威;而形式婚姻正是体现了“名”与“实”的分离、“无违”地恪守孝道,在一个讲究人情、面子的社会中,它是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调合的产物。而对家庭出柜的论述则从个案的分析中大致明辨出从崩溃、拒斥、僵持、补救到妥协/整合的五个理想阶段。同时,本文亦尝试性地将家庭出柜看作一种“通过仪式”,同性恋者经历浴火重生式的“阈限”阶段,最后重新融入到家庭。同性恋群体的存在以及他们所遭遇的难以摆脱的困境(如家庭出柜)使我们重新反思和质疑家庭、婚姻等这些社会制度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