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在过去的20年间,也许新的企业进入做出的贡献更大,但是从更长远看,如果新企业不能在未来长得很大,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一定会减慢下来。中国企业能长多大?这是一个不仅有深刻的微观含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在我们对企业成长的现实进行观察时,发现企业成长带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成长中的路径依赖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是对企业成长有利的,但是在市场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它会限制企业的成长,于是对它的克服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应有之意。对企业成长的研究一直是经济与管理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可是他们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对企业成长方式的研究、对成长进行经济学的分析等方面。我们认为他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古典经济学,因此,他们研究的成长大多是外生性的。我们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企业成长的模型,在该模型中,我们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个内生的动态过程。企业成长依赖于外部市场机会与企业(企业家)所拥有或所能获得的资源能力共同决定的客观成长机会与企业内部管理者企业家活动的开展。我们认为企业客观的成长机会只是为企业成长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现实化过程是依赖于企业内部管理者对机会的主观认识或企业家发现与他们把资源能力和机会的匹配能力或行为。这样一个机会发现及资源机会匹配或组合过程就是企业家的活动过程,因此,我们认为一个企业的健康成长就是一个企业的企业家活动过程。我们的模型与传统企业成长的理论不同的是我们强调企业成长受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能力与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家活动的影响。资源能力、企业家发现机会与组合资源等活动是三个在成长中相互影响的因素,它们共同内生性的决定企业成长。我们的理论与最早提出企业内生性成长的著名学者Penrose的区别在于:她提出企业成长是严重依赖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并且受资源的限制,可是她所提出的资源只是管理性资源的数量;她认为企业成长是受企业所拥有的管理者能够发现市场机会、愿意并且能够开发机会决定的,可是在她的成长理论中是假设这些条件都成立的,企业成长约束被简单的认为是由于管理性资源的数量限制带来的,即Penrose效应。我们认为她所提出的条件不能被假设为都存在,因此,我们的理论强调企业的管理者能不能够发现市场机会、愿意不愿意开发机会、有没有能力实行资源与机会的匹配,即管理者是否存在企业家能力以及开展企业家活动。从这个意义讲,我认为我们的理论是对Penrose成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企业家活动是推动企业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企业家活动应该包括两个条件:一是为从事与机会匹配的资源能力要可以获得;二是企业成长战略决策的主体要有发现市场机会与组合资源机会间的匹配这种企业家的能力并且愿意开放自己的这种人力资本。我们认为以往对企业成长的研究对这两个条件的重视不够或者隐含的假定它们的存在、或者部分存在。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这两个条件是不可能对企业成长的路径依赖作出很好解释的。我们在论文中从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角度对路径依赖作出了解释。我们认为行为中的路径依赖是因为决策主体在面对未来收益不确定而又有大量沉没投资及确定性收益的前提下,在资源配置上依循惯例或边际性搜寻的倾向。这在心理学上可以从“损失厌恶”理论(Kahneman,1974)和认知理论来解释、在经济学上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在管理学上可以用知识能力等理论来解释。当我们把一个完整的企业家活动所应该包括的两个条件与路径依赖理论进行结合分析的时候,我们认为作为推动企业成长主要因素的企业家活动会在企业成长中失去而可能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我们提出在企业成长中的路径依赖主要有两种类型:主要由于企业成长战略决策主体企业家能力的丧失而出现的路径依赖与主要由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能力限制而出现的路径依赖。在对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方面,我们分析了企业家对待风险的态度与对机会的发现及评价、他们对资源机会匹配的新组合,因为这些活动出现了企业组织,也是因为这些活动而推动企业成长。可是,我们认为在企业成长中战略决策主体的企业家能力是动态变化的,在战略决策主体的生命周期中,它可能丧失企业家能力或关闭自己的人力资本,因此而表现出路径依赖。另外,在企业成长中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本与技术资本也会影响企业内部注意力资源的配置,结果会造成资源在惯性活动上的配置与开发机会活动的资源不可获得性。对企业成长中路径依赖的超越,我们认为关键在恢复企业内部的企业家活动。具体的来说,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对缺乏企业家能力的决策主体进行替代或继任、对因为心理、经济原因而关闭企业家能力的决策主体可以通过对企业剩余控制权及索取权进行重新配置、通过对企业董事会结构进行调整来实现企业家活动的恢复。对于因为企业资源因素而造成的路径依赖可以通过战略措施调整、培育或获取企业的动态能力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