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使越来越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有了康复的希望。据统计，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国。但与此同时，巨大的器官供需矛盾也为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提供了温床，使得我国人体器官买卖犯罪日益猖獗，并逐渐呈现组织化、专业化、智能化的特点，社会危害性严重。基于此，我国国家立法机关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并对相关犯罪行为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侮辱尸体罪论处，揭开《刑法》对人体器官保护的新篇章。然而，由于《刑法》对该罪是以简单罪状的形式规定的，并且尚无有关该罪的司法解释出台，导致理论界对该罪的理解存在争议，因此，有必要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进行系统分析，探讨关于该罪的争议点。本文采用了综合分析法、跨学科分析法、对比法和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内涵、外延作了分析，具体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概述。在此分析了本罪的特点、类型和原因。总结了本罪组织化、专业化、智能化、隐秘性以及伦理道德争议较大的特点。介绍了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和无组织出卖人体器官两种出卖人体器官的类型。从现实、法律、制度以及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了实施本罪的原因。介绍了国外关于器官交易犯罪的规定，并总结出国外关于此类犯罪的立法不足及值得借鉴之处，阐述了我国关于本罪的法律规制进程。第二部分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构成要件。分成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主观方面几个部分进行分析，并认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和正常的器官移植管理秩序。本罪客观方面的组织手段包括暴力、胁迫等强制性手段，但不包括欺骗手段；居间介绍行为只有对出卖活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才能认定为组织行为。出卖不等同于贩卖，但为了卖出而购买人体器官的行为应视为出卖人体器官。人体器官的范围不仅包括《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所列的器官，还包括角膜、肢体、骨头等组织。人体器官的供体只能是被害人，不能是本罪共犯。在组织者有理由相信供体不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未成年人也可以构成本罪中器官的供体。本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主体，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是否以盈利为目的不影响犯罪成立。第三部分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认定。包括本罪的犯罪形态和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分两个部分。在犯罪形态中，讨论了本罪的既遂标准和罪数形态，认为本罪是结果犯，只有造成法益的实际损害，才构成既遂，至于罪数形态，要看是否构成牵连犯，视情况而定。同时，将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侮辱尸体罪进行区分，分析本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明确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第四部分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完善。提出了增设单位犯罪主体、增设对精神病人和死刑犯的保护性规定、增设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和人体器官走私罪、完善法定刑的刑事立法建议。同时，还应通过大力宣传器官捐献理念、设立专门负责器官捐献的机构、设立专门负责审查人体器官来源的机构、健全人体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的措施，来完善器官捐献制度，从源头上杜绝人体器官买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