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并非一门简单的、精确不移和刻板划一的“科学”,而是以灵活性与不断的修正为基本原则的实践艺术,是“基于手段和大目标这两者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在历史上,大战略的自觉实践和思想升华首先与战争密切相关,后者作为人类最剧烈的冲突形式有其独特的本质,即理性、暴力与激情的有机统一。大战略深刻地涉及到这一本质,连同关于战争及其实在和潜在的政治影响的综合评估和规划的几乎所有问题。换言之,大战略在所有基本方面都体现或应当体现理性、暴力与激情互相间的矛盾与统一。丘吉尔作为20世纪英国极少数最重要的国务家之一,与战争和战略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英国的战略行为传统时代的巨大变迁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及其多重社会身份的建构,塑造了丘吉尔的大战略家特质,导致了他对战争与其本质的深刻认知。出于对英国行为模式传统的深刻理解,丘吉尔的大战略思想有着非常突出的英国特色:对投身战争持审慎态度,在战争中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大联盟,主要采取“间接战略”从事战争,包括大力以经济和财政手段援助盟国,而且在打赢战争后本着全局考虑和良好的分寸感对待前敌国,规避极端性质的惩罚和排斥。然而另一方面,丘吉尔身处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面临困难的创新性战略任务。他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中长大的,思想和情感中不可避免地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理性实用主义和感性浪漫主义相交织在一起的深刻烙印。然而,当他活跃于英国政坛之际,整个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社会状况和战争技术的巨大变迁参与导致战争规模突飞猛进,工业时代的总体战决然浮现;与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工业化大都市的出现和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相伴随,现代大众政治蓬勃发展;巨型洲际大国兴起,非欧世界对欧洲造反,英国之类“中等强国”由此开始黯然失色。因此,丘吉尔与英国其他国务家一样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事关英国安危存亡的问题,即在急剧变化和空前险恶的环境中“调控衰落”。丘吉尔的经历表明了丘吉尔在处理战争与战略问题上的天资:青少年时代的军人经历和广泛阅读培育了他对荣誉的追求,培养了他的勇气,激发了他那富有同情心的人文精神,也增强了他对理性分寸感的把握;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给予了丘吉尔作为研究者从全局角度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学习研究的机会;国务家的实践使丘吉尔积累了深厚的处理战争与战略问题的经验;某些业余爱好又使他的战争艺术更清晰。大战略领导人的素质决定了大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评估等各方面。处于巨大变迁的时代的丘吉尔对战争中的暴烈性和激情需要进行必要的政治控制有着良好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丘吉尔本身就可以看作是理性、暴力与激情的三位一体。虽然,丘吉尔的才能在表面上更多的体现为勇毅、果敢和坚忍不拔。但他的幕僚相比,丘吉尔在战争巨大责任的压力面前,在决策时更审慎小心,更能够以理性驾驭自身的情感冲动。同样的,虽然丘吉尔也具有军人那种对于荣誉的强烈追求,但他在暴力的使用上,是审慎而又具有分寸感的。在具体的战争决策,甚至在每个细节上,丘吉尔都将政治的考虑放在首位,念念不忘大战略的根本目标。在国务家与军人的关系上,丘吉尔坚持国务家的领导地位。在丘吉尔看来,战争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让军人掌控。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和战争的政治从属性决定了政治必须统帅军事,国务家必须掌握控制权。丘吉尔的文职控制,与其他战时领导人相比有着突出的个人特质。他的文职控制不仅停留在规定目标和较高的战略层面上,而是涉及到了战争的所有层面。换言之,在丘吉尔的领导下,政治的触角几乎无所不在。在与他的将领的关系上,丘吉尔更像是监工、质量检验员,对将军们的军事行动进行督促和检验。在选择指挥官时,丘吉尔更喜欢那些敢于表达与他相左意见的将军,最终的战略决策是在文职领导和将军们的争吵中逐渐成型的。国务家与公众的关系,在丘吉尔那里是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虽然丘吉尔在运用大众政党制度获得和维持权势服务方面是不力的,但丘吉尔对于公众中所蕴含的激情的力量有着深刻的认知。丘吉尔能够对大众激情进行正确的引导,使之能够朝向正确的方向释放。丘吉尔更多的是运用他的言辞的力量和他所塑造的形象所传递的信息来引导民众。他的这种能力对于一位大众政治时代的政治家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很少有国务家能够像丘吉尔那样,在成功地利用言辞和象征性形象引导了民众的激情同时又没有破坏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战争作为人类最剧烈的冲突活动,有着自身的逻辑。在愈演愈烈的激情的推动下,暴力有着自我实现的倾向。尤其是在总体战的出现和现代大众政治兴起的条件下,暴力的自我实现的倾向和大众的情感狂热使战争的烈度和规模越来越大。因而,政治对战争的绝对控制,国务家对于暴力与激情的掌控,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虽然丘吉尔在处理充满不确定性与偶然性的战争时的具体战略方式和行为模式有着缺陷,但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判断,丘吉尔在大战略上的成就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非同寻常的:丘吉尔具有那种通过理性和情感力的创造性运用,驾驭全局,驾驭激情和暴力的能力。一方面,作为当代英国最杰出的国务家丘吉尔,在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相互屠杀面前,能够坚定地将战争控制于政治和国务家之下,这本身就是对于大战略思想的一大贡献。另一方面,丘吉尔的大战略思想和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那些深层原则,对现代大战略研究和实践而言,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