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徽宗朝前后的诗歌。徽宗时期，政治环境非常险恶。新党当权，旧党在政治上遭受严厉打击，诗歌创作被视为“元祐学术”，并遭到禁止。此时虽然仍有少数诗人生活于社会的最上层，但绝大多数诗人都被甩到社会的下层。由此形成两个创作群体，一是学黄的诗人，他们视艺术为生命，悄悄地聚集，在民间逐渐形成了“江西诗派”；一是徽宗皇帝多次组织与近臣之间的唱和，以歌咏升平。而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诗人，创作诗歌的心态也是不同的。而这些因素又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并进一步决定了当时诗歌的基本风貌和发展方向。 跟元祐时期相比，苏门后学不但在数量上大为减少，在创作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作者的主观精神由乐观旷达渐趋低沉，创作方法也有从师法自然走向模拟的倾向。唐庚、惠洪、苏过、吴可等人虽然各有所得，但在成就和影响上都和元祐时期的“四学士”、“六君子”相去甚远。 相对于学苏的人越来越少，学习黄庭坚的江西诗派却兴盛起来。从徽宗初年开始，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几个学黄的诗人群体，这是后来“江西诗派”形成的基础。学黄是江西诗人的共同特征，在学黄的同时，江西诗人大都同时兼学别家。总的来说，尽管徽宗时期的江西诗人尚未能做到自成一家，但多数人的诗歌已趋于平易，初步显示了北宋诗歌向南宋过渡的迹象。 靖康之乱以后，一些原本学苏的诗人，如晁说之、吴可等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了创作的热情，写出了一些价值较高的作品。而江西诗人中有幸活到南宋的成员，如徐俯、汪藻、吕本中、陈与义、曾几等，诗歌风格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在“回归苏轼”的共同追求下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特点，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不论是汪藻的“对景能赋”，陈与义的“新体”，吕本中的“无意于文之文”，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南宋初年诗歌的繁荣，主要是江西诗人努力追求 诗歌发展、变化的结果。尽管原来的“苏门”已不复存在，诗歌却呈现了当年苏门的那种盛况。 僧诗在徽宗前后得到空前的发展，其特点是题材和主题的世俗化与谈禅说理并重，代表作家为惠洪、饶节、祖可和善权。 徽宗皇帝赵佶和慕容彦逢、王安中等人的诗歌，虽然以歌功颂德为主要目的，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朝廷里的许多事件，具有一定的纪事性。 在徽宗朝前后，集句诗、柏梁体和六言诗都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它们的起源都很早，随着元祜诗歌高潮的来临，这几种一向罕有问津的诗体，逐渐引起当时几位大诗人的兴趣。王安石对集句诗倾注了较多的热情，苏轼积极创作柏梁体，而黄庭坚则更加喜欢写作六言诗。受他们的影响，这几种诗体在徽宗朝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从此成为诗歌家族里的正式成员。 总之，宋代诗歌在从北宋向南宋的过渡中，既具有一条比较明晰的发展主线，又表现出一些具体的复杂情况，显示了诗歌发展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