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是以中枢神经系统白质脱髓鞘病变为特点,由遗传易感个体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而发生的T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迄今为止,MS的病因及发病机制仍不明确。目前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其遗传易感性可能是多个弱作用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环境因素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环境因素包括生物学和心理社会因素两大类。生物学环境因素有病毒感染、高纬度寒冷地区等;心理社会因素包括生活变故、心理冲突、精神紧张等。近年来,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MS患者的社会心理状态进行了关注,特别是在其并发的抑郁症状方面。但国内外学者一般都是以“心理障碍作为MS的一个共病现象,或者是MS的症状之一”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而社会心理因素在MS发病及复发中的作用则研究很少。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应激与MS发病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关注。最初有学者试图以一条通路、一个方向或一种因果关系的思路来反映应激因素导致MS发病的理论构思,这显然过于机械。任何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个体均不可避免地接受着相关生活事件的影响,而所有这些影响作为应激源在个体身上产生的应激反应的程度,并非简单地与应激源的多少和强度成正比,而是由于个人认知评价、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个性特点等中间变量的参与和调节而变得复杂。认知应激理论认为,心理应激是以生活事件为应激源,受个体认知评价、社会支持、应对策略等多种中介因素影响导致心身疾病的反应过程。根据Folkman应激模式,应激作用过程所涉及到的“应激源”、“中介因素”和“应激反应”等因素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的三个方面,各因素之间也存在内涵上的重叠和交叉。在MS的发病过程中,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的症状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和影响疾病的进程及转归。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心理社会因素可以通过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减轻或者加重疾病的症状,从而影响MS的进展、复发、转归以及预后,并最终决定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社会生活质量。研究心理社会因素在MS病情发生、发展等各环节中所起的作用,有利于下一步进行心理干预治疗以减轻患者的症状,进而对MS的预防、治疗及预后起到重要作用。心理社会因素在MS发病中的作用极其复杂,它既可以作为诱发因素参与MS的发病,同时也在疾病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应激反应是以整体的方式发生的,包括生理应激反应和心理应激反应。心理应激反应主要表现为负性情绪的产生,生理应激反应表现为身体一系列生理、生化、内分泌、代谢、免疫过程的变化。近年来MS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动物模型方面的研究显示,应激能诱导疾病的发生,可能的机制是通过心理-神经中介机制、心理-神经-内分泌中介机制、心理-神经-免疫中介机制三条途径来实现。应激不仅使个体出现焦虑、恐惧、抑郁、愤怒等负面的应激心理反应,而且通过刺激活化的T细胞通过血脑屏障、诱发糖皮质激素抵抗导致糖皮质激素的抗炎作用减弱等机制,导致疾病的发生。本研究采用的心理测验方法就是基于对应激理论的认识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而选择的。为了进一步证实应激能使MS易感人群发生免疫反应,进而导致发病的推测,研究MS发病前的各种相关变量,本文采用标准化心理测试和多因素分析的方法,研究生活事件、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等社会心理变量与MS患者心理健康及发病的关系,研究在MS发生过程中,社会、心理各应激源和中介因素的作用及其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以期筛选出相关的危险因素,明确生活事件、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等社会心理变量与MS患者心理健康及发病的关系,为应激的无害化处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干预方向。目的探讨社会、心理变量对多发性硬化患者发病的影响。方法MS组为2003年4月至2009年2月在我院住院、年龄不小于15岁、无认知功能障碍、按照McDonald(2001)的MS诊断标准临床确诊的患者。符合以下情况一项或多项者除外:年龄＜15岁;既往有精神病史;患有MS以外的脑器质性病变者;认知功能障碍者;不能配合完成量表测试者。健康组的入选标准:问诊既往体健,查体心肺腹未见异常者;年龄≥15岁。排除标准:年龄＜15岁;既往有精神病史;患有脑器质性病变者;认知功能障碍者;不能配合完成量表测试者。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组为2007年4月至2008年7月在我院皮肤科就诊的不小于15岁、按我国在“1982年美国风湿病学会修订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分类标准”基础上制定的诊断标准临床确诊的病例。排除标准:年龄＜15岁;既往有精神病史;患有脑器质性病变(包括红斑狼疮性脑病)者;认知功能障碍者;不能配合完成量表测试者。MS组共67例,其中男27例(40.30%),女40例(59.70%),年龄17-64岁,平均37.99±12.02岁;受教育年限2-19年,平均11.78±7.38年;病程0.08年到12.67年,平均2.34±2.92年。健康组为67例正常人,其中男27例(40.30%),女40例(59.70%),平均年龄36.48±10.64年,受教育程度11.89±4.09年。两样本t检验知两组性别(t=-0.000,P=1.000)、年龄(t=0.769,p=0.443)、受教育年限(t=0.443,p=0.908)均无显著性意义。SLE组有42例,男性患者11例(26.19%),女性患者31例(73.81%)。SLE组年龄15-62岁,平均32.24±11.90;受教育年限5-16年,平均11.19±3.44年;病程0.08-11.58年,平均3.08±3.06年。两样本t检验知MS组与SLE组性别(t=-1.506,P=-0.135)、病程(t=-1.265,P=-0.209)、受教育年限(t=0.482,P=0.631)均无显著性意义,两组年龄有显著性意义(t=2.439,P=0.016)。采用生活事件量表(LES)、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社会支持量表(SSRS)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两组试验对象进行评估。生活事件量表统计患者第一次发病前3年内生活事件的累计总值,及正性生活事件得分、负性生活事件得分、家庭有关问题得分、工作学习得分、社交及其它得分。艾森克人格问卷统计P、E、N、L四个分量表得分。社会支持量表统计患者的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分、客观支持分和支持利用度得分。症状自评量表统计总均分、阳性症状均分及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九项因子分。对以上量表的评估结果,通过SSP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两样本t检验和Pearson简单相关分析,确定与MS发病相关的社会、心理学高危因素。显著性水平为0.05(双侧)。统计结果用P值表达。因为该研究为两组之间多个指标的比较,故不需使用Bonferroni方法对总的检验水准α进行校正。结果1.MS组的阳性症状均分(P=0.000)、躯体化障碍(P=0.000)、强迫(P=0.000)、人际关系紧张(P=0.000)、抑郁(P=0.000)、焦虑(P=0.000)、敌对(P=0.000)、恐怖(P=0.000)等多种负性情绪和症状均较健康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与SLE组相比,除躯体化障碍(P=0.009)外,MS组的总均分(P=0.274)、阳性症状均分(P=0.726)、强迫(P=0.117)、人际关系紧张(P=0.899)、抑郁(P=0.329)、焦虑(P=0.528)、敌对(P=0.831)、恐怖(P=0.670)、偏执(P=0.603)、精神病性(P=0.952)等多种负性情绪和症状与SLE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2.MS组正性生活事件总量(6.04±10.25分),主观社会支持分(24.39±4.76分),均较健康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与SLE组对比,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量表的各因子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3.MS组的多种负性情绪与人格类型上的神经质得分呈正相关、与内外向得分呈负相关(P＜0.05)。4.MS组的多种负性情绪与生活事件总数、负性生活事件和家庭有关问题呈正相关(P＜0.05)。5.MS组的多种负性情绪与支持利用度呈负相关,但相关系数|r|较低(最高项仅为0.175),而且P值＞0.05,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1.MS患者的情绪不稳定性和内向性格的倾向与负性情绪的产生相关。2.MS患者病前3年内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高于健康人群,尤其是家庭问题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明显。3.MS患者获得正性事件刺激量较少,主观社会支持较少,且缺乏社会支持的利用能力。当个体处于应激状态时,缺少了帮助应对应激的主观社会支持,缺少减轻应激可利用的外部资源,从而降低了抵抗应激的能力,增加了发病的风险。4.MS患者与SLE患者在影响应激反应的多个方面存在相似的问题,提示社会心理应激可能通过某种作用机制促使MS、SLE这类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这是否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共性,值得进一步探讨。5.社会心理因素与MS的发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作为一个主要的参与因素,它在MS的发病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