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行到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颁布,国家权力监督职能体系在经历了重新配置之后一改以往复杂分散的状态,最终形成了监督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监察体制。《监察法》作为由试点工作实践经验转化而成的法律成果,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以党纪监督、违法处置、犯罪调查三大职能,使得监察权同时具备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多重性质,由此对于司法权力配置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其中的监察调查权力不可避免地需要与部分司法权力产生连接,甚至是冲突与矛盾。《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节点、四个方面”,即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调查阶段以及监察调查程序终结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检控这两个节点以及监察机关提前介入、留置措施的适用、证据的转化、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四个方面,并且具体表现为制度或规定缺失、适用条件或相关标准不统一、制度设计可操作性较低等问题,给职务犯罪的调查、起诉甚至是审判带来了实践上的操作困境。为解决这些衔接工作上的重点难题,建立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顺畅的工作机制,需要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结合监察改革背景以及两法立法目的分别划定调查、审查起诉阶段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权界限,为具体的程序设计提供依据。除此之外,分析香港廉政公署制度中香港腐败犯罪治理中廉政公署与律政司、法院衔接程序规定并结合实际,提取出适合内地法法衔接的可参考、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基于以上理论基础,针对监察机关提前介入、留置措施的适用、证据的转化、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四个方面的各种问题,通过建立具体制度、明确相关范围与标准、调整修补程序及规则、完备权力监督体制等手段来探寻两法衔接机制的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