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必须要满足监管的偿付能力要求。然而,如果规定保险公司只能使用监管标准模型计算资本需求,当风险来临时,保险公司的策略可能会有一定的趋同性,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波动;同时,监管的标准模型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它忽略了可能存在的模型缺陷和参数误设问题。因此,内部模型的提出有利于防控系统性风险,弥补标准方法的缺陷。本文首先介绍了三种主要的偿付能力监管规定,然后介绍了本文使用的内部模型,从不同于监管角度的考虑非寿险保险风险聚合的另一个框架:直接对风险因子建模,考虑业务线的多元联合分布并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在与监管相同的置信水平下得到保险风险最低资本的聚合结果。在实证部分,本文首先在三种监管规定下计量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PICC）的保险风险最低资本,量化对比三种监管体系下的计量结果。然后采用内部模型,以2008年～2021年各业务线的综合成本率为研究对象,使用Vine Copula考虑风险之间的非线性相依性,最后针对PICC的实际情况对监管方法的参数进行了校准,对比了“偿二代”二期和内部模型的测算结果。结果表明,从监管的角度出发:对非寿险保险风险,不同监管规则下测算的最低资本需求差异是巨大的,差异来源于不同的参数设置;相较一期,在“偿二代”二期规定下,PICC的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可能会增高。对比内部模型和监管的测算结果:PICC实际上可能面临着比监管规定更高的最低资本需求,按照“偿二代”二期监管规定得到的最低资本为过去12个月已赚保费的12%左右,按照内部模型测算的结果为已赚保费的16.9%,两者之间大约有5%的差异。从总量上来看,PICC可能面临的保险风险最低资本需求比“偿二”二期测算的要高196亿。从公司内部风险管理的角度,尽管“偿二代”二期的最低资本相关系数矩阵较一期有了较高的提升,但仍可能不够审慎,需要进一步修正矩阵系数的合理性,保险公司应当通过测算公司特定的风险参数及考虑业务线之间的非线性相依性,更加准确地计量公司实际面临的风险;从外部监管的角度来看,应当允许并鼓励有条件的保险公司采用内部模型计算偿付能力资本需求,对保险公司实施差别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