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部地区大城市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长期以来的快速土地城镇化进程带来了空间品质低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尤其是社区尺度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对城市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居民生活的便利性产生了负面影响。随着以人为本理念下的生活圈规划成为我国住区规划的主要模式,公共服务设施的高品质供给成为社区生活圈建设的关键环节,对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匹配程度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是生活圈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相关研究中,对公服设施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较多,对模式的总结和影响因素的探讨较少,对不同类型居住区之间的差异性研究也相对缺乏。本文试图对不同类型、不同区位的居住区周边的社区公服设施供给模式、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对社区生活圈的评价方法和空间优化策略做出探索。本文以南京市为例,结合手机信令数据、城市建成环境大数据等城市多源时空间数据,首先对研究区内人口和居住区分布情况进行探究,接着由生活圈的定义出发,划定生活圈范围、计算生活圈范围内各类设施的可达性水平,并对社区生活圈尺度下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供给模式和不同类型、不同区位小区公服设施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第一章是有研究的理论基础,从理论和实践背景出发,指出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章是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介绍了生活圈、公服设施等相关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第三章介绍了论文所采集的数据及其处理流程;第四章对研究区人口分布特征和社区生活圈内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供给特征进行具体分析;第五章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对不同类型的居住小区公服设施供给水平影响因素的差异进行比较,通过地理加权回归对各影响因子的影响程度在空间上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第六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并对研究的不足和未来深入探讨的可能做出讨论。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本文归纳出了3类公服设施的空间分布模式。不同类型的公服设施在需求和使用频率上有所差异,导致了各类设施的建设在研究区内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相应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模式。通过分析将其分为三类:包括教育、医疗和体育设施在内的“单中心”模式;包括文化设施、养老设施在内的“单中心+外围高值点”模式;包括商业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在内的“单中心+外围高值区”模式。（2）引入多样性指标,结合各类设施可达性值的K-Means聚类分析结果,根据各类设施的组合关系和供给模式将居住小区由高至低分为4类:各类设施可达性水平均较高的Ⅰ类小区,主要位于以新街口为中心的城市核心区;文化、体育设施可达性相对Ⅰ类小区较低,其余设施可达性较高的Ⅱ类小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内核心区以外的片区;商业设施、生活服务设施、教育设施可达性较高,其余设施可达性均较低的Ⅲ类小区,主要分布于城市中各个副中心;各类设施可达性均较低的Ⅳ类小区,主要分布于城市边缘区。并且发现,当沿街商铺和商业中心共同作为公服设施空间载体时,各类设施可达性相对较高;仅依赖商业中心作为公服载体的地区,各类设施的可达性水平相对较低。（3）对于不同类型的居住小区,其公服设施水平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保障房小区受交通区位因素的影响更大,职工房小区受人口分布密度的影响较大,普通商品房小区受小区建成时间、均价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较大。并且发现,中老年人比例高的小区,其公服设施供给水平相对较高。（4）对于不同区位的居住小区,其公服设施供给水平受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区位越优的地区,公服设施供给水平受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越低。新街口核心区内的小区受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均最低;除核心区以外的老城区受到小区均价的影响较大;城市副中心的小区受交通设施、建成时间和均价的影响较大;副中心以外的城市边缘区的居住小区受人口分布密度的影响最大。本文正文公约45 000字,图表52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