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行会内部的纠纷处理权之类的权力,属于体育行会的“特别权力”,其产生是基于体育行会的成员对体育行会有关权力的特别承认。但这种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决策过程往往不透明,并且内部的救济渠道也不太畅通。因此将体育行会之类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职权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不仅仅在理论上有依据,在实践中也有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可资借鉴的。论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研究,具体分析了体育纠纷和体育行会的法律性质以及体育行会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关系。第二、三部分结合美国和中国的一些典型的司法介入体育纠纷的案例,以美国四大球联盟和中国足协为例,介绍了中美司法介入体育行会内部纠纷的情况。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借鉴国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先例,提出了完善中国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和司法介入体育纠纷的一些构想。本文拟解决的问题有:1.各种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比较;2.体育行会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关系。笔者认为:在肯定体育行会特别权力行为的可诉性之余,亦不应当忽视此类行为的自身特点。体育行会之类的自治组织由于其种种特殊性,司法权力在介人这些行业的内部纠纷时,必须掌握一个相对比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更为宽松的标准,慎重行事。一方面要坚持司法机关有权介入体育行会的内部纠纷,有权对体育行会的内部裁决进行司法审查,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行使介入权的时候,应当有一定的限制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要吸收其他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更需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实际国情,特别要考虑实践中的法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