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和方法为指导，以马克思科学实践观和自由观为理论基础，聚焦于人类实践形态的当代发展状况，着重对当代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催生出的一种新的实践形式——虚拟实践展开研究，对其所涉及的三大主要问题即“虚拟实践何以可能”、“何谓虚拟实践”、“虚拟实践何为（从自由的角度看）”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全面的分析和较深入的探讨。　　本文认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自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旨归。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始终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面向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对当代人类实践的本质、特点、结构、功能、规律、合理性及其与人的自由解放的内在联系等做系统、深入的研究。如今，虚拟实践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实践在当代发展的最新形式。虚拟实践的崛起，不仅促进了人类认识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而且也正在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时代。因此，注重对虚拟实践的研究，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品质的内在要求，而且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对指导人们从事实现实践活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认为，基于当代人类实践出现的新特点和新情况，应对其进行抽象概括，把它提炼成为一个新的哲学概念——虚拟实践。这种提法能成立吗？它的合法性依据何在？换言之，虚拟实践何以可能？对此，本文从多个角度展开了论证。　　首先，它有其哲学根据。按照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理解，世界既是“一”，又是“多”，世界的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实践的“一”就存在于实践形式的“多”当中。实践，一方面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础，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处在变化发展之中。马克思哲学在把物质生产看成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同时，也强调人的生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除了物质生产这一基础性的实践方式之外，还有在人们世世代代生产和交往活动中出现的其他实践形式，如虚拟实践就是其中之一。　　其次，它有其发生的生物学基础和人类学前提。虚拟实践无疑具有虚拟性特征。虚拟是人普遍具有的特性之一，它表征着人对现实实在性的超越和创造。人性有两极，现实性是一极，虚拟性是另一极。虚拟能力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超越现实性的主体能力。虚拟能力的生成和发展是由多种因素总合起作用的结果。人作为未特定化、未完成性的存在物，奠定了其生物学基础;实践（劳动）和意识不仅是其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和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其得以体现的重要形式;人的需要是其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人普遍具有虚拟特性和虚拟能力，决定了人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都具有虚拟性特征。　　第三，它有其赖以产生的科学技术平台。虚拟实践是一种新型的高级实践形式。它的崛起，是人的实践在虚拟性上进一步分化和发展的结果。实践之所以能够进一步分化和发展，科学技术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当代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人类中介系统的一场革命，它为人的虚拟能力的发展，人的虚拟本性的彰显提供了一个更高更广阔的数字化平台，从而使人们的活动可以突破传统实践的现实性限制，取得一种纯粹的样态。因此，当代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是虚拟实践得以崛起的技术条件。　　第四，它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当代语境下的虚拟，是指数字化(0-1)的表达方式、构成方式和超越方式。这种虚拟，虽然是当代数字化信息科学技术的产物，但用数字符号来表达和构成事物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把数看成万物的本原。他们认为数不仅构成有形体的事物，而且也构成事物的特性;数不仅能代码具体的事物，而且也可代码抽象的范畴。这种思想撇开其唯心主义不谈，单就其主张用数字来合成一切代码一切这点，可以说是与现代虚拟是相吻合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无”概念的辩证运动和《易经》中用阴阳八卦数字系统演绎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变化之无穷机理也与现代虚拟数字化二进制的表达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性。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继承毕达哥拉斯“数”为万物本原思想，并迸一步提出用数字方式表达万物的设想。他还从中国的《易经》中发现了二进制的数字表达方式。他的这些设想和发现已成为现代数字化构成的思想源泉和技术基础。在莱布尼茨思想的影响下，活跃在当代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如艾伦·图灵(AlanTuring)、伊凡·萨瑟兰(Ivan Sutherland)等，提出了虚拟技术的原创性思想，最终把莱布尼茨的数字构想变成了现实，从而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何谓虚拟实践？本文认为虚拟实践是指主体使用数字化中介手段在虚拟空间进行的实践。实践手段的“数字化”，是虚拟实践突破以往实践的局限，并崛起为一种新型实践形态的基石和标志。实践存在方式的虚拟性，是虚拟实践不同于现实性实践的一个质的差别，是高于现实性实践的又一基本特征。此外，虚拟实践还具有实践对象的虚拟实在性、实践过程中的即时交互性、高度沉浸感以及充分彰显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等特征。在结构上，虚拟实践的主体、客体、中介与现实实践的主体、客体、中介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可以根据虚拟实践所凭借的技术复杂和难易程度、目的和功用、层级和指向的不同，将其分别划分为技术型、功用型和指向型等三类虚拟实践，而其中每一类又可再划分为更具体的虚拟实践形式。虚拟实践的出现，导致社会实践存在方式——社会时空的转型，致使社会时间呈现出个性化、可逆化、弹性化和即时化的特点，同时，社会空间开始分化，出现了虚拟空间。虚拟空间具有虚拟性、流动性、压缩性、共享性、非线性、去中心化等特点。　　虚拟实践的崛起是人类实践方式的重大变革，是现实实践的跃迁和升华，它与现实实践有着质的不同，但它并没有完全取代现实实践，也不能完全独立于现实实践。虚拟实践离不开现实实践，现实实践是虚拟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两者都只是人类实践整体的一部分。在数字化时代，现实实践与虚拟实践之间的联系将更加密切。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交融，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不断超越。　　本文认为要真正深刻地把握虚拟实践，就必须摒弃那种把虚拟实践纳入传统框架理解的做法。既不能把实践仅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进而只强调它对“外部世界”的改造作用;也不能只强调实践中的物质因素和实践的客观性，忽视实践中的主观因素和实践的主观性方面;同样也不能只看到实践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物质、能量的变换过程，忽视了主体与客体之间还存在着信息的变换过程，否则就会遮蔽我们的双眼，致使把虚拟实践阻隔在研究的视阈之外。　　对于虚拟实践何为（功能）问题，本文没有去仅作一般的考察，而是置换成另一种视角，从自由切入。这是因为自由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弥新的问题，在虚拟实践背景下被空前地凸现出来，虚拟实践必须面对自由的追问。本文以马克思实践自由观为指导，从实践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出发，较为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虚拟实践背景下的自由问题。本文认为虚拟实践不仅是自由拓展的平台，而且也是自由得以提升的阶梯。作为拓展的平台，虚拟实践不仅拓展了人的活动空间、认识空间，而且也拓展了人的交往空间和生存空间。而各种空间的扩展，相应的便是各种自由的拓展。作为提升的阶梯，虚拟实践一方面确证着人类业已达到的自由水平，另一方面又促使人们朝着自由的最高境界——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虚拟实践不仅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水平，使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而且还创造出丰富的自由时间，增进了人的能力、素质和个性自由。虚拟实践不仅使人获得了活动自由的环境，而且还使人获得了自由的进步;不仅给人带来了具体的活动自由，而且增强了人类争取自由的能力。　　但是，虚拟实践在给人自由的天空带来晴朗的同时，也投下浓重的阴霾，致使出现了的主体的悖论和自由的悖论。前者表现为主体（性）的彰显与弱化，自我的认同与背离;后者表现为信息共享与信息独占、新型民主与新型控制、数字共产主义与数字鸿沟、个人隐秘与信息公开、多元开放与一统独霸、电子公共牧场与网络秩序规范等多方面。主体悖论、自由悖论的存在是虚拟实践作为技术、作为工具的两面性所致。虚拟实践之于自由同其他事物一样，在本质上体现了事物矛盾的辩证本性，既有利又有弊。但它不是利弊参半，而是利大于弊。所以，不能因为它有弊而对其全盘否定。科学的态度是兴利除弊，做到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扬长避短，为我所用。　　实践是人的根本生存方式。虚拟实践崛起之前，只有一个现实世界，人们只生活和栖居在这单一的世界里。虚拟实践的崛起，又为人类建构起一个虚拟世界，于是人类可以同时生存在两个世界，人的活动也同时有了现实的和虚拟的两个平台。这样，人的实践和交往就开始在现实——虚拟两个维度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角色的转换。二重化的世界，必然导致人类的生存二重化、人类生活的二重化。未来社会怎样？未来人的生存怎样？本文认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交融的社会，未来人的生存将是现实的生存与虚拟的生存互动共存。虚实交融，将构成未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新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