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实践中的“情理结构” ——从康德、马克思与李泽厚的视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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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人类生命的永恒主题,人们生而有之但在思考与体悟中难以表述清楚。人们无时不浸润在情感的流动之中,当我们把握了某一侧面时,情感又向我们展现了更丰富的内涵。情感是复杂的,也是非实体的,她不向我们表露其概念,却融化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之中;她不提供一条人类应然服从的人生路径,却表明路即在当下顺应自然;她无法展示严密的逻辑结构,却指引我们走向人的更高的生存境界。情感与理性的关系一向是复杂的。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理性常常掌握了所有的话语权,但是这种理性主义传统渐渐走向失落,可见理性作为人性能力之一不可能安置人的全部生活。而在中国传统儒学中,情感始终占据着人生价值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中西哲学的全部历史中可以看到情感与理性在无数次的此消彼长中慢慢融合,呈现其本来面目。本文即是在对情感和理性之关系的讨论基础上探究道德实践的现实道路和终极价值。厘清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坚定道德信念,克服异化,指明人类活动的更高旨趣和前进方向。本文主要借助康德、马克思、李泽厚三位思想家的哲学理论来梳理人性能力中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指出追求本体性道德必然要在“情理合一”中实现。康德的先验道德哲学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成就至善的道德理想、绝对律令的必然保障、排除欲望偏好的自由意志、引人献身道德的敬重情感,这些都是理性绝对性带来重要成就。但由于其忽视和模糊情感的重要作用,也出现了意志难以自律、情理二分、德福两立等矛盾,阻碍了实践至善的可能性。本文借助李泽厚的“情本体”和“情理结构”思想重新启动情感的本质作用,在“人类学历史本体”的意义下,找到连通情感与理性的经验可能性,实现德福统一、情理不二,以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普遍性和社会客观性代替转化先验理性,找到通向至善的经验之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指出了人性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了人性能力来自于人类实践活动结果,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感性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不能在剥夺感性生命的前提下妄谈道德。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中,笔者分析了由于人与人的对抗性关系所造成的个人与社会的分裂给主体自身带来的情感与理性的双重异化,因此要注重主体的个性化创造和情感的特殊性。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就是人向本身、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劳动实践的外化活动向本身回归,成就为“自身目的”的自由的类活动与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具有了实现人的自身本质与类化自然的道德内涵。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突破固有生命结构的本质力量,确立人的自主存在,能逐渐扬弃主客、情理的二元对立,走向一种生命创造进化的更为广大深刻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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