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要求加速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并购重组作为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但与此同时,并购重组对公司和市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愈发不可忽视,即伴随并购产生的大额商誉资产的确认及后续减值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且容易被管理层利用进行操纵,加剧公司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引起股价波动,甚至形成股价崩盘。文章首先梳理了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其次,探讨了商誉、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再次,研究商誉、商誉减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地,在确定商誉、商誉减值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后,引入分析师跟踪人数这一信息环境代理变量,讨论分析师跟踪人数在二者之间起的调节作用。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商誉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坏消息窖藏理论以及投资者情绪理论,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4-2018年所公布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讨商誉、商誉减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及信息环境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商誉、商誉减值同股价崩盘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即:存在商誉资产的公司,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越大;公司拥有的商誉资产规模越大,股价崩盘风险越大;公司后续商誉减值金额越大,股价崩盘风险越大。企业对合并中产生的商誉资产的确认存在很强的主观性,许多公司并未进行后续的减值测试,报表中也缺乏相关信息的披露。此外,商誉需要同资产组一起在每期期末进行减值测试,但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对资产组的界定还未完善。管理层很可能为维护企业形象、延迟负面消息的公布以及出于自身的“利己主义”进行盈余操控。这不仅加剧了企业会计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同时也损害市场投资者信息,最后导致股价崩盘。第二,信息环境在商誉、商誉减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分析师跟踪人数作为信息环境的代理变量,可以有效抑制商誉、商誉减值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分析师具备专业的分析能力、团队优势和信息收集途径,能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有效预测,将分析结果传递给资本市场,从而减轻信息不透明度,降低商誉、商誉减值引起的股价崩盘风险。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飞速发展中,但发展时间较短,相关政策法规还未完善。本文所讨论的商誉和股价崩盘风险是目前我国实证界和理论界的重点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商誉及商誉减值一并纳入研究范围,检验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分析师跟踪人数作为信息环境的代理变量,讨论信息环境对商誉、商誉减值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影响,为上市公司稳定股价、正确合理确认商誉及商誉减值提供理论借鉴,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力的政策制定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