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是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功实施的前提条件和基石,同时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功执行所必须取得的成效。重视保护被追诉人的自愿性,对于提高办案效能,化解双方间矛盾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着重剖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自愿性保障问题在立法上的缺憾及司法上面临的困难,分析出现此种困境的原因,从多个角度探索走出困境的路径。第一部分对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基本理论进行简单阐释。从明知性和自由性两方面明确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界定,为后期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做好理论铺垫,同时论述了自愿性保障在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实现公平与效率双重价值目标,防止冤假错案形成,以及符合“合意式”刑事诉讼构造要求四个方面的价值。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被追诉人自愿性保障在立法上的缺憾及在司法方面存在的困境。在立法方面,值班律师仅享有法律帮助权,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自愿性的保障;再者,被追诉人是否享有反悔权在《刑事诉讼法》中还没有明确的有针对性的规定。在司法实务方面,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者的地位与承担的责任风险不相匹配,收益低、风险高,使值班律师不能发挥实质有效的功能;认罪认罚案件中审前羁押常态化,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与是否适用羁押相联系,增加被追诉人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作为主导者,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规范的行使全面告知义务,使被追诉人在没有全面掌握享有的权利和案件证据情况的前提下,“模糊”的认罪认罚;在庭审阶段,简化甚至省略部分法庭审理环节,庭审在形式上较为简单,导致对案件证明标准的把握存在争议,认为应当降低法定证明标准,存在着损害被追诉人自愿性的隐患,另外在庭审过程中对口供的把握有着不合理之处,将被追诉人的有罪供述放在“中心”的地位,过于依赖有罪供述,对有罪供述的取得和采信程序没有有效的规制,影响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在判决后,对于检察机关抗诉权的行使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实践中出现“以抗诉制约上诉”情形,损害被追诉人的自愿性。第三部分对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域外经验进行阐述。通过对美国和德国相关制度中被追诉人自愿性保障措施的分析,对我国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完善途径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比如: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坚持开庭审理的审理方式,以及明确自愿性保障的对象,保障被追诉人的自愿性就是要保障供述的可靠性和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第四部分在立法和司法方面探索对被追诉人自愿性的保障路径。在立法方面,完善被追诉人享有的会见权和阅卷权,使其与传统辩护律师享有的辩护权趋于一致,为被追诉人提供实质有效的法律帮助;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反悔权,守好自愿性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司法方面,推动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者定位的回归,保障值班律师的收益,通过设立公设辩护人以及扩大法律援助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分担值班律师的风险,使被追诉人发挥作用;完善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加强与看守所人员的沟通交流,客观评价被追诉人的社会危险性;在审查起诉阶段,规范检察机关的全面告知义务,坚守客观中立的立场,使被追诉人在全面掌握案件相关证据和享有的权利的基础上自愿的认罪认罚;在庭审阶段,坚守法定证明标准,理性看待认罪口供的地位,规范认罪口供的取得与采用过程;规范判决后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抗诉权的行使,法检共同发力衡平抗诉权和上诉权,保障被追诉人的自愿性,尝试弥补相关立法缺憾,出走司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