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网络平台不仅仅只是一个民事上的企业主体,它还提供了互联网领域的公共行政管理服务。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把行政主体狭隘的界定为行政机关和被授权组织,这种概念界定忽视了承担社会公共行政职能的非政府组织。而网络平台,在互联网的管理上基于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以及现实的需求,实际上承担了部分网络管理的公共行政任务,具有行政主体的地位资格。因此,在政府—网络平台—网民的三元管理结构之下,网络平台具有双重的行政法律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网络平台不仅仅只是一个民事上的企业主体,它还提供了互联网领域的公共行政管理服务。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把行政主体狭隘的界定为行政机关和被授权组织,这种概念界定忽视了承担社会公共行政职能的非政府组织。而网络平台,在互联网的管理上基于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以及现实的需求,实际上承担了部分网络管理的公共行政任务,具有行政主体的地位资格。因此,在政府—网络平台—网民的三元管理结构之下,网络平台具有双重的行政法律地位。对于行政机关而言,网络平台作为被管理的对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对于网民而言,网络平台对其实施了相应的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处于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在这种双重行政法律地位之下,网络平台承担着不同的行政法律责任。
网络平台作为行政相对人时,由于互联网管理的行政机关较多且权责分工不明确,导致对其进行责任确认的主体也存在着不统一的责任困境。在互联网领域的立法上,网络平台从最初的服务义务扩张到严格的管理义务,形式性审查义务扩张到实质性审查义务。这导致了网络平台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范围不断的加宽。在行政归责原则上,法律规定的并不明确,而且并没有对网络平台的类型作出区分。采取“一刀切”的责任归责原则,导致所有的网络平台承担着相一致的行政法律责任,不能够对平台进行合理、适当的行政法律责任追究。
网络平台作为行政主体时,由于对平台的行政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导致对其进行行政法律责任的追究也存在着相应的空缺。在实践中,多是以网络平台的民事身份和民事网络服务协议,来对平台进行民事法律责任上的问责。以民事法律责任进行追究,导致对网络平台的行政违法行为,不能够充分的处理。同时也不利于网民合法权利的保护。
因此,针对网络平台的双重行政法律地位,应该分清维度,根据不同层次的法律地位进行责任制度的安排。在网络平台作为行政相对人时,应该统一对平台进行行政责任确认的主体,廓清行政责任承担的范围,明确行政归责原则。在网络平台作为行政主体时,应该完善对平台进行行政法律责任追究的制度,明确行政法律责任追究的程序。
其他文献
股票期权激励制度起源于美国,在美国历经了广泛的实践后,其在中国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广阔的应用。2005年4月29日,股权分置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股票期权激励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大爆发,在这一年里,通过审批并执行期权计划的企业大幅减少。随着中国宏观调控逐渐发挥作用,在接下来的数年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然而在2015年6月,中国A股市场行情急转直下,多家企业
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坚实防线,银行业在金融领域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目前银行业面临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不断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形势、不断开放的金融市场、国外银行的大规模进入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都会对国内银行业的稳定性构成威胁,使国内商业银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而保持强劲的竞争力,正是商业银行应对挑战并获得长足发展的关键。同时,保持良好治理结构是促使其自身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有效途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外需疲软,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自2013年起,央行开始创新应用各种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而其中短期流动性货币政策的代表即为常备借贷便利。 大量研究表明,经济部门间的物价粘性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存在会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有影响,从而具有不同物价粘性的部门所受到货币政策影响不同。因此本文考虑了行业物价粘性异质性存在的情况,对工业行业38个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转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大力发展消费、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课题。 本文通过我国2012年-2016年省际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来考察消费信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探究东部和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试点和推广阶段的差异,并指出我国消费贷款市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发展消费贷款、促进消费增长提供理论依据和相关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省际数据进行实
本文以A股上市企业员工持股计划首次公告为切入点,通过事件研究法进行研究。在股市的价格发现功能和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前提下,以上市企业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公告期间产生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CAR)来衡量企业绩效,并对其进行T的异方差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公告日窗口期[-10,10]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高达10%,这意味着投资者预期上市企业推行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创造财富效应。此外,员工持股
金融体系的亲周期性近年来一直是各国学者和监管当局重点讨论的对象。这种亲周期性放大了经济波动影响,导致经济波动的更加剧烈,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被削弱。各国学者对此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贷款损失准备作为银行贷款的直接风险管理工具,由于其计提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贷款的质量,而贷款质量本身又存在逆经济周期的特点,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因此就具有了亲周期性的特性且该特性会导致银行业在经济下行时遭受经营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在金融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种类丰富的金融产品,同时对金融消费者的金融常识和金融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国家的消费者大多缺乏必要的金融教育以及具有较低的理财规划能力,从而使得大部分消费者不能理性地参与到金融市场中。这种现实不仅制约了金融业的发展,同时也对消费者的生活满意度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为了提升消费者的生活满意度,需要不断加强消费者的金融教育,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运作逐步完善,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逐渐得到许多公司的认可,已经成为与银行借款相互替代的融资手段。但随着2011-2016年我国债券市场井喷式的发展趋势,债券违约也成为了焦点。因此,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研究与分析已刻不容缓。 以往学者多研究城投债和企业债,实证分析会受到地方政府实力的影响。而一般公司债的发行主体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有限股份公司,评级公司对该因素考虑较
融资约束问题不利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进程,正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和转型的严重制约因素,因此缓解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在我国经济全面转型的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国近几年的并购数量也在不断上涨,为并购市场也迎来了一阵并购热潮。本文在广泛调研相关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联系上述两个时事热点,确定研究方向为企业融资约束的形成及释放方式,并着重分析企业并购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 在广泛调研相关
随着公共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和深入,公私合作完成行政任务的模式已然成为行政体制变化与革新一大重要表现,而行政委托作为现代行政实务中应用范围最广的公私合作模式之一,被广泛且密集地被运用在诸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检查以及行政强制等各项具体的行政行为中。在理论上,行政委托常常与行政授权、行政协助等机制相混淆,其内涵和外延也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行政实务中,公私合作的兴起带来了行政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