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能够客观反映农民需求的满足程度和社会福利水平。在农村,公共需求是农民个体需求中的共性要求,是农民个体需求的最大公约数,这部分需求的满足并不会明显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但如果无法满足,那就意味着必然不满意。农民关于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区域性以及时段性,因个体的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等因素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需求。总体上,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关联曲线呈现倒U状。通过对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事件树分析,分解出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事件因子及相应的行为后果。由于个体的自身差异、阶梯效应、感官体验、社会支撑等因素的存在,个体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会相应的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比如虚假满意、虚假不满意、不满意、满意等。基于态度溢出理论,对农村公共服务持不同满意度的个体常常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而个体基于农村公共服务的行为博弈是嵌套在某个大博弈之中,这也导致单个博弈产生不同的效果。消极层面的博弈会使得村庄公共事务的旁观者与抱怨者增多,村民之间的信任度降低,村庄的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冷漠,严重的村落甚至出现“亚瘫痪状态”。为了避免上述状况的出现,提升村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应当灵活把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均等化与差异化问题,构建基层公共服务的共享机制,同时,引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协商机制,根据农民的切实需求提供相关物品,事实上,提升满意度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相对而言,人始终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谋划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造就“有想法”的新农民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长远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