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漢魏六朝樂府詩的研究相比，學術界對唐代樂府詩的研究相對滯後。本文以唐代的文人樂府詩為研究對象，對其發展的歷史、寫作動機、與音樂的關系、創作方式和體性特徵進行了細致深入的研究。 唐代樂府詩發展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1)、初盛唐是舊題樂府詩從承襲走向高潮的階段。初唐的樂府詩創作，大體上是沿襲齊梁陳隋樂府詩。武後時期，樂府詩開始律化、歌行化和絕句化，逐漸形成了“樂府備諸體”的局面。轉入盛唐，樂府詩在表現手法上由客觀變為主觀。初唐較少擬寫的清商曲題目，在盛唐出現了大量擬辭，這與出生於江南的文人及文人遊歷江南受民間文化的影响有關。盛唐時期對舊題樂府詩的全面擬寫，意味著舊題樂府詩達到高潮；(2)、中唐是新題樂府詩走向繁榮的階段。大歷時期，新、舊題樂府詩互相消長，代表著舊題向新題的轉變。新題諷諭樂府詩在中唐的出現，既有社會因素的影响，又是樂府詩自身發展的結果。它的重要意義在於使樂府歌辭完成了倫理改造，和詩一樣具備了諷諭功能。中唐新題樂府詩的繁榮，不僅僅局限在新題諷諭樂府詩方面，還表現在其它題材和風格的新題樂府詩；(3)、晚唐是樂府詩衰落的階段。豔體樂府詩在晚唐復興，但多采用詠史諷世的手法，與梁陳豔體樂府詩有著本質的區別。晚唐樂府詩中重復雷同、翻案背題、主觀議論的現象突出，形式上則進一步徒詩化，標志著樂府詩在唐末衰落。 唐人寫作樂府詩的動機，主要有提高寫作技巧、用於獻詩或行卷、唱和、應酬、感懷、陳詩觀風及復古等。 唐代文人樂府詩絕大多數是不入樂的，代表了樂府詩發展歷史上辭樂疏離的階段。唐人寫作樂府詩的主要方式是模倣。模倣不是亦步亦趨的抄襲，而是孕含著創造性的一種寫作方式。唐人寫樂府詩模倣的源頭在於民間流傳的歌辭，而在魏晉南北朝文人的反復擬寫過程中凝結成各種程式。它包括：以歌辭首句前數字或再加上歌辭性題目的方式來命題；在題材上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在形式上模倣前代樂府歌辭並留有入樂痕跡。本文又分別對《巫山高》的擬寫、王昌齡的《出塞》和高適的《燕歌行》以及李白的樂府詩三個個案進行論述。 在唐代，樂府詩穩固地成為“詩之一體”，其體性特徵是“擬歌辭”。這一界定表明了它與前代的樂府歌辭的傳承關系，也有利於唐詩分類體系的重構。樂府詩中的歌辭性題目具有亞文體意義：“行”詩篇幅長，重諷諭；“篇”詩不入樂，標志著樂府詩由樂工進入文人視野；“歌”詩重抒情，應酬功能強；“曲”詩多是入樂歌辭，體製短小；“樂詩”多是舞曲；“怨”詩多是不入樂的文人詠嘆之作。 此外，附錄《唐代郊廟歌辭考論》一文對前人很少涉足的唐代郊廟歌辭進行了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