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正变说”这一《诗经》学史上的重要命题为研究对象，着重对《诗序》、郑玄乃至孔颖达的有关论述进行考论，从而对这一命题产生、成长、成熟的过程做出细致详尽的描述，并探究其得以产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　　 第一章对《诗序》正变说进行论述。《诗序》首次提出“变风变雅”的概念，开启了以正变解诗的先河。《诗序》将诗歌与盛世、衰世系联，以时世先后、政教得失作为区分正变的基本准则；礼乐兴废作为判定政教得失的核心要素被凸显出来，一些诗歌具体的礼节仪式功用也得到解说。此外，在《诗序》中，《周南》《召南》以及自《鹿鸣》至《菁菁者莪》十六篇小雅诗歌的地位特殊，其序文的表述方式、解诗体例也有独特之处，这些都可能与正变说有关。　　 第二章着重考辨郑玄的正变说。郑玄将《诗序》中断限不明的“盛世”“衰世”落实，前者为周初文王、武王以至周公、成王法天受命、开基创业、终致太平的历史进程，后者则是“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诗谱序》)以后的历史时段。郑玄区分正变诗歌的另一依据为诗歌礼乐功用的差异，正诗的收集整理完成于周公制礼作乐之时，一部分被用为典礼中的“常乐”，变诗则缺乏这种崇高的地位、深厚的内涵。由此，通过对诗歌时世的确认及礼乐功能的考察，郑玄确立了正变诗歌的具体篇目，《周南》《召南》为正风，自《鹿鸣》至《菁菁者莪》的小雅诗歌、自《文王》至《卷阿》的大雅诗歌为正雅，《周颂》全部都为正诗，此外的风雅诗歌，皆为变诗。并且，郑玄在《诗序》的基础上，对正诗编次中体现的政教道德意义进一步加以发挥。　　 通过对《诗序》、郑玄正变说的考察，可以看出正变说得以成立的两个基本要素在于诗歌与历史、诗歌与礼乐的密切联系。论文第三章即对这两种思路得以产生的思想背景进行探讨。　　 在先秦时代的文化观念里，诗歌作为对具体事件的有效反映，本身即被视为事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诗歌与历史牵连在一起的观念即根源于此种认识。而正变说对举古今、藉叙述历史批判现实的做法，体现了普遍存在于先秦时人特别是儒家学者身上的思维方式，孔子的诸多言论对这一思维的流行尤其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同时，礼坏乐崩之后，诗歌逐渐摆脱对礼乐的依存，其文本意义得到重视。但儒家学者似乎对诗歌与礼乐融合无间的状态颇为怀念，在解诗过程中处处试图恢复诗歌与礼乐的关联。因此，以诗歌礼乐功能的差异区分正变，将诗歌置于典礼制度之下进行解说，实际衍生于对周公制礼作乐这一文化事件的想象性追溯。而以礼解诗的大规模实现，则有待于对礼仪背后的政教意义、抽象内涵的挖掘，当“礼”超越于具体的仪式，意味着一切行为的规范合理，它与诗歌文本之间的关联便更容易构建。这一进程中，孔子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以史解诗、以礼说诗，很大程度上都是将外在于诗歌的宏大意义强加于诗歌文本。“编诗之义”与“诗人之志”两个概念的提出，有助于理解《诗序》以诗歌傅会政教的基本方式。“编诗之义”使《诗序》在诗歌排比编次等细节上大做文章，“诗人之志”的含混性，更使《诗序》将大量政教意义注入诗歌文本变得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