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质环境的需求与日俱增。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稳中求进实现“双碳目标”,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为此,我国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作为促进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排污成本的方式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路径和影响程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首先,本文从波特假说、绿色增长理论等经典理论出发,从“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其次,以全国30个省市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使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我国各省市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并进行分析。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三个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结论如下:第一,2008年以来,我国各省市绿色创新效率均有不同幅度的提升。第二,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计算结果显示当前环境规制水平处于“U型”曲线拐点的左侧,表现为现阶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消极作用。从空间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即本省以及邻近省市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均会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影响。第三,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效率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呈“U型”关系。从所有制来看,国企占比高的省市,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国企占比低的省市两者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