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话语的主导下，在“三突出”原则和“敌弱我强”“敌暗我明”“敌小我大”等原则的指导下，文学、电影和戏曲等各个领域塑造出了一系列革命英雄形象，如杨子荣、沈振新、杨晓冬、李玉和、郭建光、韩英等，成就了那个时代的红色经典。这些革命英雄大都继承了我国的侠文化传统，他们惩恶扬善、扶危济困、无私无畏、英勇顽强、宁死不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后革命年代”，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翻滚的“红色经典”小说、戏曲和电影被改编成适合它们出现的形式（主要是电视剧），其中的革命英雄形象和侠义精神为适应老年人、中年人、青少年等不同人群的接受心理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为工农兵服务的“红色经典”中的革命英雄形象与替下层百姓解救困厄、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侠士具有先天的一致性。但是，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红色经典”中的革命英雄形象与弃官宠交、肆意陈欲、以武犯禁的侠士之间还存在着不同之处。其区别主要表现在革命英雄形象的爱情是革命话语下的爱情，其产生、发展和结束都和革命的大环境保持高度一致。在“红色经典”小说、戏曲和电影中，革命者主动或者被动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成为这个革命大家庭的一员之后就把自己的头脑也交给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革命者的家庭观念已经和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达成一致。　　随着“后革命年代”的到来，“红色经典”小说、戏曲和电影等被改编成电视剧等形式，承载侠义精神的革命英雄形象及大多以反面角色出现的国军将士、江湖土匪、鬼子汉奸等反面人物形象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论文以“红色经典”改编剧中的侠义精神为研究视角，通过原小说（戏曲或电影）文本与改编后的电视文本的比较研究，厘清两个时代不同文本的革命英雄在爱情观念、家庭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国军将士、江湖土匪、鬼子汉奸等传统意义上的反面人物形象的变化并探讨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改编后的“红色经典”电视剧与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色经典”小说、戏曲和电影相比出现的这些变化，首先与政治话语对文艺界的控制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次，在“后革命年代”，电视剧的改编者为了适应亲身经历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年人、受到革命战争年代影响的中年人和生活在当下社会中的青少年这几种不同人群的接受心理也对部分革命英雄形象的情感进行俗化表现、对国军将士、江湖土匪、以及鬼子汉奸进行了侠义情感的植入;最后，生活于当下社会中的“红色经典”改编者自身的生活环境和艺术判断也对其作品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