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话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密切关注。然而,在我国对外投资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有相当部分的直接投资流向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局动荡不安、腐败严重、恐怖主义活动频发的国家(地区),这使得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投资风险,境外投资企业也难以得到东道国有效的政策保护和支持。众所周知,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是难以为我们所决定的,因此,签订双边投资协定逐渐成为投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护和促进对外投资的重要手段,以期借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东道国制度层面的缺失,保障境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双边投资协定和制度环境是否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两者之间又存在何种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在不同经济体又是否具有差异性呢?本文采用2003-2017年中国对全球136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静态面板估计和动态面板估计两个角度,研究了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分别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双边投资协定和制度环境的交互项,探讨两者间的交互效应。同时,由于不同经济体在制度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本文还将全样本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以研究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体是否具有差异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双边投资协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双边投资协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中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第二,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制度风险偏好”特征,即其趋于流向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第三,双边投资协定与制度环境间具有显著的替代关系,即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到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更明显,这一结论适用于发展中经济体而非发达经济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完善了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