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增速换挡、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发展驱动要素多元化的新常态阶段,同时诸多不确定性风险日益攀升。制造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命脉产业,在如今经济环境大变动的情况下,制造企业的行为是否会随之做出改变成了学者们研究的一大重点。尤其在金融经济发展迅速的当下,在较短时间内获取高回报的投资快感让许多企业纷纷加大对金融资产的投资。但对制造企业来说,在有限的资本条件下,若资本更多地流向金融领域,可能会对企业实体投资产生挤出作用,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实体经济的金融化倾向。税收作为企业投资成本的一部分,税收负担变化可能会影响企业对投资收益率的预判,进而改变其投资方向。可见,税收政策在引导企业投资决策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如今虚拟经济盛行的大背景下,税收政策能否有效调节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税负变化是否会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积极性都还有待考量。因此,本文在新古典主义投资理论、投资组合理论、税收与投资结构关系的基础上,分析税收负担对企业投资影响机制:制造企业实体生产部分的税负抬升使企业税后收益率下降,利润减少,而与此同时,投资金融资产能够获得较实体投资来说更高的收益,那么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企业会改变其投资方向,让资本更多地流向金融领域,致使其投资金融化水平攀升。本文以税收负担和企业投资金融化程度两者关系为研究重心,选取我国制造业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辅以替换解释变量和通过2014年加速折旧政策外生变量冲击两种方式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型,探究制造企业的税收负担是否会影响企业投资金融化程度。此外,本文还探索在企业规模、收到的税费返还、资本运营模式、管理效率、盈利能力这些企业异质性特点下,制造企业税收负担对其金融投资程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对于制造企业来说,税负提升会显著加深企业的投资金融化程度。当企业在实体生产投资上面临税负重、周期长、回报率低等多重压力时,出于谋取利润最大化本能,其会选择改变投资方向,将资金更多的投向流动性强、投资回收期短、获利更多的金融板块,以增加自身利润,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金融化水平。并且,根据不同企业特点,税收负担对企业投资金融化程度的影响不同。税收负担加重会加深小规模企业、收到较少税费返还企业、轻资产型企业、管理效率较低企业、盈利能力较差企业的投资金融化程度。基于此,本文建议首先应当深化税制改革、完善我国税制。通过税制的优化来降低制造企业税负、缓解实体生产压力,用更加科学、合理的税负来引导企业投资行为。其次,出台更具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发挥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导向性作用。可以适当扩大固定资产抵免力度、加大对创新、研发类投入的税收优惠扶持、综合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特点注重税收优惠政策的差异性,通过一系列更具指向性的税收政策来激发制造企业发展实体生产的积极性。此外,适当调整信贷政策,为制造企业提供更友好的融资环境,让其拥有相对充沛的资金来专注实体发展。最后,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管,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通过开展系统性金融体制改革、对进入金融市场资金追踪、对实体企业投资金融领域资质监管等方式减少无效金融供给、改善投资环境。除此之外,各项改革是紧密联系、相互交织的。只有打破机制间的壁垒,让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相串联,在多条线的共同作用下,才能改善企业金融化倾向,引导企业―脱虚入实‖,促进我国经济更高效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