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关于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进展迅速,实践频率也超过了以往,特别是对商事实践中的难点、热点做出了真正的回应,不论是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中还是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中都对公司股东压制现象进行了关注,制定审判规则。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2021年1月27日在北京发布的《2020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2021年前瞻》显示,2020年中国的并购活动交易金额增长了30%,达到7338亿美元,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按照交易量和交易额计算,中国约占全球并购市场的15%。因此,“公司并购热”现象的出现以及并购过程中股东间压制行为的产生都表明股东压制特别是出现在公司并购过程中的压制已经成为我国公司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中国法律改革的一部分,公司法中关于保护小股东权益的诉求越来越明显——基于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在有限责任公司并购过程中股东产生重大分歧导致公司僵局时,一般的解决方式是采取股东离散方式来避免公司解散,但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其人合性特征,股权转让受到诸多限制,不愿意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东退出公司较为困难。抑制公司并购中股东压制行为,这不止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少数股东有在股东会议上甚至是法庭之上得到说话的权利,更是通过司法实践来避免小股东常常成为有限公司中脆弱、被动的一方。在公司之内、股东之间,保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而平衡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公司法都确定的价值原则。公司法的学理和实践对于股东压制现象的思考很早就开始了,不同于我国2013年年末的《公司法》废止了法定资本制下的最低注册资本这种可以准确衡量、具体应用的法律实践（2）,股东压制之所以时刻发生在身边的每一处,却又难以在法条中言说的原因就在于衡量其成立的标准、行为的程度由于词语本身情感性更加明显的特点,一直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状态——人们都觉得这是个问题,但是却总也说不清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五条发布,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和退出机制有了更明确的路径之后,相比于公司注册最低资本标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成立准入的门槛得到合理合法的设定,最新的几次公司法司法解释对股东退出机制作了一定的说明和引导,而作为公司运作过程中的一类有必要说明解决的法律问题、也是法理问题,股东压制的形成原因、特点、解决方案都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研究。基于上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本文的写作结构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说明公司并购中股东压制的常见情形,而后分析股东压制现象出现的背景和原因,找出法律问题所在;第二部分阐述抑制公司并购中股东压制行为的正当性,从股东平等、公司正义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点明现代公司法应当重视公司并购中股东压制的现象,维护小股东权益,进而使得并购业务为公司健康有序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第三部分通过介绍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关于公司并购中股东压制的立法原则和司法实践,系统地梳理既有经验和理论,为下一部分探索我国公司并购中股东压制的解决路径提供理论和实践经验帮助;在第四部分中提出重视利用“股东协议”、完善股东退出机制、通过司法解散制度对抗公司治理暴政等方法,特别是以往司法实践所依据的法律只有民法、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刑法或行政法,我国至今仍未有一部专门的商法典来全面具体地指导商事领域的所有商事法律行为。引入第三方机构,结合我国传统商事文化和习惯来协调解决商事纠纷,可以解决以往仅仅依靠司法介入手段的不足与局限,是解决公司并购中股东压制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商事国情的未来探索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