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司法实务视角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12条对财产保险利益规定的内容。考虑到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在实务中并非只有保险利益这一个争议焦点,故此本文选取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之间的:案由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关键字确定为保险利益的判决书共14195份作为研究的基础。然而因全国四级法院判决书基数过大,并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仅作出2份,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仅作出23份判决书的实际情况,为了准确反映四级法院在保险利益这一争议焦点上的裁判观点,综合保险利益在商事环境纠纷中所起的作用,选取商业发达程度高的上海、北京两地的中级院、基层院的判决书作为四级法院中级院、基层院的代表,作为本文的研究范畴。其中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书50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书40份,北京市基层院作出判决书61份,上海市基层院作出判决书116份。故此,本文共以四级法院共292份判决书作为本文的研究基准。通过分析选取的292份裁判文书的裁判观点,发现《保险法》第12条对财产保险部分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如下问题:一是对财产保险利益的定义未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囿于法定权利保护的保险利益视角,不利于指引我国保险法的司法实践;二是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的定义不明确,对于司法实务的指引性不足,致使现行裁判文书论述中在对财产保险利益的界定上出现了五种不同的观点,其中在定义时主要涉及两点:一、是否明确主体;二、在法定权利和合法性的经济利益之间的权衡;在对财产保险利益归属主体的界定中出现了二十五种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类是基于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身份、一类是基于所有权关系、一类是基于其他经济性上的为法律所保护的关系、一类是基于家庭成员关系而导致的保险利益归属主体扩张,而在裁判文书的论述中若引用其中一种观点就意味着对其他观点的驳斥,这使得司法实务部门出现了类案不同判的尴尬现状,导致裁判文书的示范性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阻隔。而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保险法》第12条关于财产保险利益进行规定的相关条文进行修改、增减。故此,本文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对保险法第12条中第六款的保险利益的定义针对财产保险进行了重新界定“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合法权属关系人可能因系争风险导致减损的物质性利益”,并增加一款规定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为“所有权人、租赁合同双方关系人、运输合同双方关系人、实际经营人、保管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致其实质经济利益受损人等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