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吉尔莫在俄亥俄大学讲座上提出“契约的死亡”论题后,有人认为,契约已死,也有人认为这是契约死而复生的涅槃,世界范围内都开始讨论契约死亡。“契约的死亡”本质是时代的产物,因越战、民权运动多方面因素,美国民众对政府、法律产生信任危机,现实主义法学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上风。内外重重压力之下,古典契约理论似乎就此失去生存的空间。实际上,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意指古典契约理论的衰落,以及契约法被侵权法融合的危机,并非作为社会现象的契约死亡。古典契约理论起源于判例抽象化,在兰代尔奠定的框架基础上发展,由霍姆斯对核心的交易约因理论详细阐述,威利斯顿则在继承后予以体系化发扬,这一理论逐渐形成绝对责任、绝对契约自由的特点。在古典契约理论发展后期,其法哲学基础遭到美国现实主义法学运动冲击,商业社会的垄断现象与社会分工细化,又不断打破古典契约理论完全理性人的主体假设,而交易约因理论的自身缺陷也逐渐浮出水面,所有这一切,使吉尔莫发出古典契约理论走向死亡的叹息。“契约”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以下三方面变化,一是交易约因理论趋于衰落,允诺禁反言原则兴起,都压缩了交易约因理论的适用空间;二是契约自由受到限制,强制缔约内容增多,立法与司法上引入原则和社会性标准介入契约解释;三是侵权法的扩张侵蚀,导致契约调整对象范围缩小,契约责任扩大,个人责任逐步向社会分散。但是,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关于“契约的死亡”不同学者有不同回答。契约法学者麦克尼尔认为“契约远未死亡”,因为社会作为契约根源不会灭失,而理论死亡可以重新构建,由此他提出关系契约理论赋予契约生命力。日本学者内田贵则认为契约死亡是“再生”,他质疑古典契约在社会实践中从未落实,并将关系契约理论作为契约新的正当化理由和日本民法发展的新理论根据。尽管,“契约的死亡”有过度依赖约因理论、夸大契约死亡范围的缺点,但更应看到其对契约理论的革新、对侵权法扩张的警示、对文学与法律修辞的恰当运用以及暗含的法律社会化潮流。正是这些亮点引发我们思考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交织变化,正视当下中国《民法典(草案)》是否存在侵权法的扩张,以及我国法律社会化进程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