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大规模土地开发和严格户籍管制现象并存,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者也普遍表现出热衷于扩张城市用地规模而忽视人口落户的行为偏好。这种城市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的不协调可能引发土地资源浪费、粮食供给紧缺、拆迁冲突频发和城市人口分化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给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了较大挑战。因此,亟需对城市规模变动的突出特征给予足够重视,从理论上分析城市规模的决定机制和城市用地规模扩张过快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为实现城市科学发展提供政策建议。西方城市经济学理论有关城市规模的分析大多不考虑制度背景,为剖析中国城市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不协调现象能提供的理论借鉴十分有限,而国内的相关研究或者重点不在于分析制度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或者在分析方法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在既定的分权、竞争和户籍管理等制度约束下行使着相关职能,而这些制度安排都与城市用地和人口规模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选择中国的制度约束作为分析视角,试图从制度层面分析地方政府偏好土地开发而忽视人口落户的行为动机,为中国城市用地规模扩张过快、户籍人口规模增加较慢等特征作出新的解释。本研究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在不考虑制度约束的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分析了城市规模变化的一般特征,这既是对现有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的进一步完善,也给与制度约束下的分析结论进行比较提供了一个参照；第二,将中央—地方分权制度的核心特征模型化,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分权制度给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带来的影响,解释了地方政府偏好于土地开发而忽视人口落户的原因；第三,收集整理了全国18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的影响；第四,将户籍制度的核心特征模型化,解释了政府控制城市户籍人口规模的经济动因,并对不同落户成本下增加城市人口总规模、城市户籍人口规模和城市用地规模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考虑外部规模经济和拥挤效应的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里,城市地价会表现出比城市人口规模更高的增长速度,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应先于城市用地规模的增长,没有人口支撑的用地扩张会带来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第二,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对分权制度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方面任务繁重,如果中央不提高对地方的税收分成比例和转移支付补贴,地方增加城市用地规模、忽视人口落户的行为无法得到根本扭转；第三,城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分权制度和竞争制度是造成城市用地规模扩张过快的重要原因,城市用地的集约化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提高,但有形公共产品的增加也会加剧城市用地规模扩张；第四,户籍制度是城市户籍人口规模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政府出于经济增长的目标会限制城市人口中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口数量,但是否要明显降低城市户籍门槛要根据人口落户成本加以区分,否则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本研究尝试在以下几方面做了些新的工作：第一,新经济地理学将规模报酬递增模型化为厂商内部规模经济,忽视了城市经济学特别强调的外部性问题。本研究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研究了外部性与城市规模决定机制,是应用和发展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的一次尝试；第二,现有研究在对央地分权及其与城市规模变动之间关系的刻画还有待完善,相关实证分析也集中在全国和省级层面。本研究用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的双任务委托代理模型重新刻画了央地关系,并用城市面板数据计量分析了分权和竞争对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扩张的实际影响；第三,现有研究在理论分析中没有将户籍制度带来的人户分离、城市人口规模统计虚高等现象加以规范化。本研究在最优增长框架下研究了城市户籍人口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和土地开发相对规模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不但符合中国城市户籍门槛居高不下、人口自由流动的现实特征,也与土地政策的“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等基本思想相一致,给不同落户成本的经济体在户籍改革和土地开发方面提供了更多参考。在研究分权、竞争和户籍制度对城市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作用机制的过程中,本研究也指出了土地、行政等其他制度的作用。根据以上结论并联系中国实际,最后为城市发展、特别是遏制城市用地规模扩张过快现象和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些对策建议。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都可以作为本选题的延续,在未来研究中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