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游戏是莎士比亚对语言的睿智操纵，在莎剧中有着重要的诗学价值，对戏剧效果、人物塑造、刻画主题，丰富意向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字游戏更是莎剧中诗学语言的具体体现，从中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智慧及伟大。可是看到对莎剧中文字游戏的翻译系统研究却相当贫乏，其原因主要是文字游戏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中被排挤到边缘的地位；其意义的不确定违背了结构主义最根本的观点-语言是清晰准确表达思想的工具。文字游戏偶尔出现在翻译研究中也是作为不可译的典型例子。幸运的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给了新的启发，文字游戏尽管看似不可译，意义也非常地不确定，而且它的存在和特定语言的体系紧密相连,但文字游戏却并非完全地不可译。正如具有特殊表征意义的签名一般，文字游戏作为一门语言的“签名”同样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得以重复，同时仍然具有相同的表征意义。(参照Davis：2004)正是基于以上两点的考虑，本文将着眼于莎剧中文字游戏的诗学功能，从语言学，文体学及翻译文化等各种角度出发，对莎剧中文字游戏的翻译做一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文字游戏颇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三个译者对文字游戏的不同处理方式的分析，得出文字游戏的翻译必然影响其译文的诗学价值的结论。　　本文首先介绍了文字游戏的定义、特点及分类。英文中文字游戏(wordplay)和双关(wordplay)很多时候是混淆的，所以在本篇中文字游戏的概念首先被界定，认为文字游戏大于双关，双关只是其中的一种。同时还介绍了文字游戏的三个特点:从语言学上看，文字游戏指向特定语言的特定体系，具有元语言的功能；从文体学上看，文字游戏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由于对语言常规的偏离而被前景化;从修辞学上看，文字游戏属于“积极修辞”。这三个特点决定了文字游戏在翻译中重要。对文字游戏的分类，本文从语言学各级之间的关系出发将其分为字形游戏、语音游戏、词汇游戏、句子游戏和语用游戏，并从莎剧中给出恰当的例子。其次本文就文字游戏的翻译作了描述性的研究，认为有五种可行的处理方式，分别是:wordplay to wordplay, wordplay to non-selective non-wordplay, wordplay toselective non-wordplay, wordplay to paraphrase和wordplay tozero。当然这五种方式并非绝对，而且还有待于补充。同样地，在这方面的描述也以莎剧的文字游戏作为实例。最后，本文对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文字游戏的翻译做了比较分析。分析从文字游戏在戏剧中的诗学价值出发，分别分为“强化爱情主题类文字游戏”(love theme wordplay)的翻译，“意向类文字游戏”(image wordplay)的翻译和“禁忌类文字游戏”(taboo wordplay)的翻译。朱生豪的译本对文字游戏的遗漏较多，尤其是“禁忌类文字游戏”;梁实秋的译本相对而言保留了较多的文字游戏，但他大多数采取的是选择其中一个意义然后再加注解释的办法;方平的译本在许多文字游戏上的处理确实要灵活许多，但在“禁忌类文字游戏”上，和朱生豪的删除不同，方平出现了另一种归化的倾向，他将中国的性意向替代了西方的性意向。这是三个译者的不同之处，分析中还注意到，三个译者都有对一些文字游戏未能保留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强化爱情主题类文字游戏”和“意向类文字游戏”上。这些文字游戏的遗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此剧的爱情主题，遗漏了莎士比亚丰富的意向。　　本文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文字游戏的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第二，文字游戏并非是不可译的;第三，对文字游戏的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莎剧译文的诗学效果。　　歌德曾经说过:“莎士比亚给的是银盘装着金桔，通过学习，拿到了他的银盘，但是只能拿土豆来装进盘里。”(张泗洋，2001:356)尽管如此，仍然希望通过本篇论文对文字游戏翻译进行的系统分析，能让翻译工作者充分认识到莎剧中文字游戏翻译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能让不懂英文的中国读者更好地品尝莎剧的原汁原味，确确实实把莎氏的“银盘”拿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