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土地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园区仍不断拓展,工业用地在城市建设用地中比重过高的现象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一些地方的工业用地利用极为粗放,用地效率低下,环境负外部性影响比较大。由此可见,研究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工业用地经济承载能力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区,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六省。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市场和经济腹地,是推进新一轮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新时期国家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掌握这一区域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并识别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可以更好地实现工业用地的集约化利用以及工业产业的绿色发展,并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工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本文基于SBM模型构建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12年间中部六省82个地级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进行了研究,并应用Tobit模型分析了该区域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σ检验和β检验,对中部六省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收敛性分析,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从中部六省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总体状况来看,在2003—2012年间,各省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水平无论是用地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还是综合技术效率都有显著提高。用地规模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的明显提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部地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水平不同层次的提高。但综合技术效率值在这10年间则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格局,其中2008—2009年出现了显著下滑,到2012年才基本恢复到2003年的水平。第二,从各省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体情况来看,规模效率值最高,表明这10年来中部各省工业发展规模扩张较为迅速,规模效应优势不断提升,至2012年各省的规模效率值普遍超出0.8。纯技术效率表现最为抢眼,其中山西、安徽和江西三省的纯技术效率增幅达100%以上,表明这些省份工业发展更加注重技术投入。但是纯技术效率值是三种效率当中最低的,这一方面说明中部六省的工业发展主还要依靠规模扩张,不够注重技术发展,技术创新乏力等问题依然突出;另一方面也说明增长速度较快有一部分原因是其基数较低,増长空间巨大,相对来说较为容易提升其效率。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2010年以后,纯技术效率增长缓慢的省份,其综合效率提升受到制约,如湖北和湖南。这表明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综合效率对纯技术效率的变化更为敏感。第三,从各地级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差异来看,在2003—2012年间中部六省82个地级市工业用地效率水平与最优效率水平有较大差距,这说明我国中部地区大部分城市在原有工业发展基础上,没有有效利用现有的资源使投入产出比达到最优。另一方面,10年间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达到相对合理水平的城市在逐步增多,综合效率达到合理水平的城市由2003年的4个增长到2012年的15个,2012年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达到合理水平的城市分别有24个和15个,说明2003—2012年间,中部地区工业用地各种要素的配置效率,相对于10年之前有一定的提升。第四,基于Tobit计量模型,对中部六省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增加人员投入和加大财政支出对于工业用地规模效率会产生负向作用,说明工业用地规模效率的提高不能再走依靠增加人力、土地投入等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需要转向集约化发展,提高其产出效率。第五,对中部六省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进行收敛性分析,发现中部地区主要城市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在2009年之前存在σ收敛,而2009年之后中部地区不同城市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水平差距随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主要因为2009年后土地价格暴涨,土地利用效率的环境、条件和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变化波动要再次趋于稳定即σ收敛,则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中部地区主要城市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β收敛规律,即高工业用地利用率的增长率要比低工业用地利用率的小,并且各城市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将趋于稳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