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重要成就反映在家庭部门上即为居民家庭资产数量的不断增长。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持续稳定增加,金融资产的种类日益丰富；另一方面,自1998年中国全面实施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房屋资产已经成为居民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农村居民家庭持有农业机械的比例也在逐渐提升,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乡居民家庭资产中扮演的角色也已不可忽视。这一系列变迁不仅使得以资产选择为核心的家庭金融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资产成为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重要变量已经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八大则进一步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因此,对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金融资产,还应当考虑在居民家庭资产中占比越来越高的固定资产。此外,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已有关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多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这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探索中国居民家庭资产尤其是固定资产与消费关系的客观规律时,则不应该再继续忽视对农村居民家庭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借鉴既有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与CFPS2012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家庭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家庭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家庭固定资产选择方面。一方面,年龄、性别、教育、民族类型、政治面貌、健康、就业、婚姻状态、信任、医疗保险、乐观、家庭收入、流动性约束、社会互动、是否体制内家庭、家庭规模以及经济增长等因素对城乡居民家庭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以及农村居民家庭农业器械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家庭财富水平对城乡居民家庭持有或配置更多固定资产均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经济知识、宗教信仰、金融发展等变量对居民家庭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均不显著。第二,家庭房屋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第一,资产效应方面,首先,城乡居民家庭房屋总资产、自住房屋固定资产以及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均存在着“资产效应”,且房屋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均小于金融资产的“资产效应”；其次,自住房屋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在居民总样本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中均大于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但在城镇居民家庭则正好相反。第二,财富效应方面,除城镇居民家庭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存在着微弱的“财富效应”外,城乡居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的“财富效应”均不存在。第三,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均显著存在。一方面,城乡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大于房屋总资产的“资产效应”,但小于金融资产的“资产效应”；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财富效应”也小于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城乡居民家庭房屋总资产的“财富效应”不存在)。具体到农村居民家庭,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均大于农业器械固定资产。本文可能的创新或贡献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的内容方面,具体包括：首先,关于家庭资产选择,以往的研究大多围绕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展开,本文则以“固定资产”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以及农村居民家庭农业器械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拓宽了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研究的范围。其次,关于家庭资产与消费关系的研究,既有文献多以城镇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基本忽视了对农村居民家庭的探讨。本文则分类依次考察了居民总样本家庭、城镇居民家庭以及农村居民家庭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从而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补充。第三,实证研究方面。由于CFPS2010和CFPS2012拥有居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及相关变量两期的面板数据,因此,本文在对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估计时,采用了更为理想的与差分模型估计一致的固定效应模型(当且仅当T=2时)来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