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革命家和政治理论家,宋教仁为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倾注了很多心血,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政治思想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政党作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宋教仁的政治思想中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在他看来,一国政治的中心势力必须集结于政党。本文旨在从政党中心主义视角来研究宋教仁在同盟会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的政治思想及演变。首先,探究宋教仁政治思想的产生背景及思想渊源。产生背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就宏观背景而言,指宋教仁政治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方面,主要包括全面危机的来临与政治秩序重建的需要、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与现代政治的多元探索、知识分子群体的组织化与政治团体的勃兴。就微观背景而言,指宋教仁政治思想形成的个人背景,涉及家庭、学校及政治实践等方面,主要包括爱国救亡的家族传统、宋氏个人的早年求学与交友、在华兴会时有着政党中心主义倾向的革命实践。思想渊源分为中西两个方面。一方面,宋教仁被阳明学深深吸引,继承了其勇于突破传统的思想,强调人的主体性,坚持道德与实践并重;另一方面,宋教仁也借鉴了西方的主权在民、权力分立及政党政治思想。其次,探究宋教仁同盟会时期的政治思想。这一时期主要是其政党中心主义的萌动时期,我们可以从政治愿景、社会动员、制度构建、党权构筑四个方面来分析。在政治愿景方面,宋教仁希望推翻君主专制,组织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而政党政治是他所认可的实现此种转变的唯一路径。在社会动员方面,为实现其愿景,宋教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党联合结会之说,参与组建革命政党同盟会,并全力鼓动地方势力加入本党,以此来壮大同盟会的声势。边地革命相继失败后,他又提倡联络长江沿岸各省的革命者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以中部为突破口来赢得革命。在制度构建方面,辛亥起义胜利后,宋教仁投身于中华民国的筹建,为民国政治制度的构建献计献策,单一国制、权力分立制及责任内阁制均是其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转型的制度设想。在党权构筑方面,民国建立后,实现本党的政治纲领成为宋教仁的核心关切。政府是实现政策的依托,政府的领导者为内阁总理,所以使本党人士执掌内阁成为宋教仁努力的方向。再次,探究宋教仁国民党时期的政治思想。这一时期主要是其政党中心主义的发展时期,我们也可以从政治愿景、社会动员、制度构建、党权构筑四个方面来阐述。在政治愿景方面,宋教仁认为掌权的袁世凯政府是退步的政府,要挽救内外的危局,就应该重新组织一个以政党内阁为中心的良好政府,而政党的议会竞选是实现此目标的可行之路。在社会动员方面,宋教仁提倡吸收宗旨与本党相同的政党重组同盟会,以建立实力雄厚的大党参加议会选举,继而催生了国民党。此外,他还四处开展政治演说来争取党内外人员的支持,为赢得议会选举做舆论准备。在制度构建方面,成功实行议会竞选需要相应政治制度的保障,议会民主制和两党对峙制成为宋教仁重要的制度设计。在党权构筑方面,宋教仁始终坚持本党执政的政治目标,认为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使本党执政顺理成章,而议会选举的胜利使国民党领导建设良好政治成为现实。又次,从“常”与“变”来探究宋教仁政治思想的演变逻辑。就同盟会和国民党两个时期而言,宋教仁的政治思想既有从未改变,始终如一的,也有随形势变化而有所调整的。就“常”的方面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以党建国的政治发展道路矢志不渝、“本党执政”的目标追求始终;就“变”的方面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党夺权的方式由暴力转向和平、民主政治程序趋于明晰。最后,从历史意义和局限性两个方面来对宋教仁的政治思想进行评价。就历史意义而言,宋教仁的政治思想顺应了中国政治现代转型的历史潮流,激发了国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提供了以政党力量推进政治发展的模式。就局限性而言,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忽视了制度移植的文化土壤,超越了政治发展的阶段,低估了政治过程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