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古代“长者本位”、“没有儿童”的时代,和晚清单纯把儿童视作缩小的“民族拯救者”的时代,随着二十年代“儿童本位观”的确立,儿童第一次同时作为社会的人和独立的个体的人被成人社会所“发现”和认同。而这种对“儿童”出自两个层面的“发现”,作为时代的一个重要思想指向,也渗透到了当时正处于初创开拓期的新诗。新诗作者“发现”并集中塑造出了两种儿童形象系列:具体来说其一是社会性构成系列,诗人对儿童赋予了与农民、妇女同样的符号意义,为了完成“救救孩子”的使命,在现实的残酷中体验他们的苦痛挣扎,塑造出了众多苦儿形象:其二是展现人性系列,诗人将儿童从“时代——孩子”的坐标轴中拉出,发现了更具儿童本色的幸福本真的顽童形象;当诗人进一步把这一类型的儿童形象所具备的精神优势加以放大和抽象化,新诗中又出现了一批带着崇高完美意味,能使受众感到内在升华解脱、甚至被拯救的“天使”形象。同时,儿童的“发现”亦为儿童争得了与成人同等的叙事抒怀的话语权,诗人创造性地将其内化,以儿童的思维方法、语言模式,即“儿童视角”去感物抒情,并同样走上了社会化和个性化两种不同的道路。当诗人试着通过社会的儿童的视野打量体验现实社会,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真实严峻的社会问题;而当诗人回复到真正的儿童那轻快美真的童眸,他们则又再次在儿时美幻的“梦之谷”中陶醉于那不沾纤尘的对于“家园旧梦”和“温暖人情”的天真想象。此外,儿童的“发现”也为二十年代新诗带来了题材、诗风和译介等方面的众多影响:并对三、四十年代新诗中的儿童形象、儿童视角等起到了源流的文学史意义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