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女性世界丰富多彩。其中所塑造的二百个女性形象大略可分为七大类：贤德类女性形象集中反映了女性在伦常日用中的孝道、不妒、持家等德行，作者从女性为从、为卑的观念出发去衡量女性的人生价值，表现了对伦理传统的回归；在悍妒类女性形象上，极力渲染了悍妻妒妇的种种罪状并加以声讨，反映了明清之际男女等级关系的渐变以及男性对失去权威的恐惧心理；淫乱类女性形象折射出明末清初这一特定时代的性心理，勃发的原始人欲与倍受压制的矛盾状态；智识类女性突出了女性的实际生活技巧以及危难之际的胆识气魄，才智的内涵由传统才女的“文人化”向下层劳动妇女的“生活化”方向拓展；侠义类女性则突破了传统男侠世界的武力、抗暴等精神特质，表现女性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在婚恋、子嗣中的“扶危救困”，侠的世界是母性的世界；复仇类女性形象揭示了底层社会女性所受的迫害，赋予女性超人的神异力量得以复仇，为受屈的女性吐气，这是下层人民美好愿望的体现；自由类女性则以孤寂心灵的安慰者及苦难生活的拯救者双重身份，实现了凡世落魄书生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疗救，是寒士性别期待的产物。 形成《聊斋志异》如此复杂的女性观的原因主要在于《聊斋》中的多重文化视角。明清之交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使蒲松龄在女性形象上传达出了一定的新气息，但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思想使他对女性的塑造更多地趋于传统的美德与品行，清初思想界经世致用的观念影响使他笔下的女性富有理性、实在的精神，由此构成了《聊斋》的传统伦理文化视角；《聊斋》近似于民间采风的独特取材方式，蒲松龄所生活的乡村环境，长期深受民间文化的汲养，这决定了《聊斋》的乡村文化视角，使得其中的女性形象贴近自然，不时流露出质朴、自在、奔放等天性，富有民间劳动妇女的健康美；现实的窘迫与人生的热望形成了蒲松龄内心强烈的矛盾冲突，于是，借幻想世界中的女性抒写内心的渴望以获得假想性的满足，由此构成了《聊斋》中穷士心理视野，也正因此，《聊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并没能传达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与精神自由，依然是男权文化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