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作家和华裔澳大利亚作家的崛起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英语国家主流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虽然这些华裔英语作家分散在不同的世界，但是他们的创作构建起了一个想像中的华裔共同体(Imagined Chinese Community)。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华裔英语作家的创作体现了弱势文学的觉醒与兴盛，同时也显示出华裔正在成为多元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在世界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在华裔英语作家的创作中，文化身份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生活在主流社会之中，但却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这些作家游移在宿主文化(host culture)和家园文化(ancester culture)之间，内心感到十分困惑。他们的错位体现了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不确定性，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创作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华裔英语作家的心路历程。 在对华裔作家文化认同的研究中，我们认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印度思想家南迪(Nnady)的思想更适合我们对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讨论。南迪思想的要点就是打破黑格尔哲学的双重否定说，肯定二元文化的合理性，认为各个文化之间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互共存。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运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想像的共同体》的理论，认为无论身在何处，华裔作家都会用其独特的文本形式创作出一个想像中的华裔共同体。 本文共分十章。第一章绪论，“认同、错位与超越”，主要是从后殖民理论出发，从文化认同，民族主义与对家园的向往，定位与错位和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几个方面来构建本课题的主要方向。族裔散居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与想象中的家园分离，游离于宿主文化与想象中的家园文化之间，经历着心理和生理上的错位，这种错位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虽然华裔作家生活在宿主文化之中，但是却得不到宿主文化的认可，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成为边缘文化。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错位，失去了家的感觉，于是就从想象的家园中去寻求慰藉，以抚慰心灵上的不平衡。但是很多华裔作家和评论家在论述他们现状的时候，由于竭力想跻身于主流文化圈内，往往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含混的心理，忽视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性和相互协调性。 第二章“从黄祸到模范少数民族—华裔在英语话语中的再现”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描述华裔在英语媒体中的形象。在后殖民的理论话语中，文本成了霸权斗争的场所。既然文本的产生有一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根源，那么要想了解海外华裔作家的创作文本，就必须了解产生这些文本的社会和历史语境。语境化的阅读对我们澄清族裔散居文学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至关重要。语境化将文本的解读与社会和历史的语境联系了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了解华裔在英语媒体中的形象有助于我们分析了解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心路历程。在英语媒体中，华裔的形象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这就是邪恶的傅满洲(Fu Manchu)和顺从的陈查理(C harlie Chan)这一善恶对立形象;易于征服的华裔女性化形象;模范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还有难以归化主流文化的他类形象。这些刻板印象对华裔的生活乃至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文化民族主义的斗士”论述了华裔作家的苏醒以及在文化归属方面的困惑，这一部分以华美作家赵健秀(FrankC址n)开始。无论是在主流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评论中，由于受东方主义和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评论家们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得到主流文化许可，受到主流文化欢迎的所谓“正典”作品，忽视了男性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这一部分先从华裔作家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着手，涉及的不仅仅是民族主义之争，而且还有作家所面临的归属困惑。文化民族主义成为这些作家反对边缘化状态的一种手段。本章论述这些作家是如何谈论宿主(如美国)文化和家园(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从中取舍。 第四章“论华裔男作家的主体意识”则是“文化民族主义”一章的延续。华美文学在主流读者中的影响可以说有三个辉煌时代丁第一个时代以1945年黄玉雪(J ade Snow叭陌ng)发表的《华女阿五》(Fi他Chinese Daughter)为代表，第二个时代以1976年汤亭亭(Ma~ HOng橄ngston)发表的《女勇士)}( Thewo们防n认/arr沁r)为代表，而第三个时代则以1989年谭恩美(Amy Tan)发表的《喜福会》(T址Joy LUCk Club)为代表·这三个时代的辉煌似乎都以女作家的成功为标志，我们却很难听到华裔男作家的声音。本文从华美男作家赵健秀的小说《唐老亚》(Donald Duk)和李健孙(Gus Lee)的小说《华仔》(C hinaBoy)着手，分析华裔男子主体性的缺乏，历史的断层以及由此而遭到的排斥。通过寻找理想的父亲形象和重塑华裔的阳刚之气，赵健秀和李健孙重新确立了华裔男子的主体地位. 第五章“准入政治—论商品化的华裔主体性”结合弗洛伊德的“恋物癖”理论和马克思的“拜物论“来分析某些华裔作家为了进入主流社会，获得主流社会的文化身份而做出的特殊努力。在弗洛伊德看来，“恋物癖”反映的实际上是对阉割心理的担忧，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