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在老舍的思想发展中至关重要。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第一次把老舍卷入中国革命的旋涡之中。在抗战烽烟里,老舍的文学观发生了明显的转折,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时代特点和新的高度。 老舍早期的文学观是将文学的基本特性定义为“感情”,强调艺术的规律性和文学的非工具性。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中,文艺界的整个转向的外在背景和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的内在基础,促使他的文学观发生转变。 在抗战洪流中,老舍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观,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观,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是他抗战时期文学观的核心;在抗战需要通俗文艺,文艺大众化呼声高涨的背景下,老舍改变个人创作意向,选择通俗文艺作为抗战的工具和武器,本文主要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旧瓶装新酒”、“文字俗,意思也要俗”以及通俗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区别等方面论述其通俗文学观;在抗战中,老舍形成了包括民族自省与民族自强、民族仇恨与民族共处的,以世界各民族和平共处为最高政治理想的,视中华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观;他延续国民性批判,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还揭露其欠缺,积极探索思考克服这些欠缺的途径。老舍的这种文学观,使之在血雨腥风、缺钱缺物的八年抗战期间,能本着“写家们联合起来”的宗旨,广泛地团聚文艺家,并卓有成效地让文艺为抗战服务,促进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达到了最有力的宣传效果。 老舍这种新文学观的形成,既有上述内在的因素,又有以下的外在因素。在外在因素中,但丁对老舍的重要影响是最为突出的。老舍曾多次高度评价但丁及其《神曲》,强调在自己所读的外国作品中“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但丁一生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对俗语的推崇等影响了老舍,使老舍走出书斋,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并转变其文学观。老舍在文学的功利性、大力推广通俗文艺以及对国民性的批判等方面均收到了但丁的影响。 本论文拟以老舍抗战时期文学观的转变为主线,全面探讨这一特殊时期老舍文学观的转变的时代背景、特点及但丁对老舍文学观形成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