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诉讼法角度来看，刑事裁判要有刑事判决理由是自由心证、心证公开等原则的要求，与司法民主化、公开化有着密切关系。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刑事判决理由则凸显了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理性化需求。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伴随着刑事纠纷数量激增和类型多样化、社会关系的陌生化与非同质化及司法机关的作用提升与角色转变，社会要求刑事司法必须成为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活动，从而使刑事判决说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得以提升。 有刑事裁判活动就必然存在着支持刑事裁判结论合法性的依据及推理过程，但这些依据和推理过程并不一定写入或全部写入刑事判决书，由此，对刑事判决理由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刑事判决书，其概念需要新的界定、历史流变需要新的考察；另外，刑事判决理由内容、形成程序及其功能的历史变化过程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社会经济因素决定、政治文化法律传统等因素影响的综合性结果。在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对刑事判决理由提出了新需求：一方面社会要求刑事司法要有高度的确定性以为社会主体的行为提供合理预期，另一方面社会变动节奏的加快又要求刑事司法对社会中的新问题做出及时回应，对这两种矛盾性需求的满足要求法院系统通过内部功能的分化来解决，首先实现上诉审法院与初审法院的分离，其次相对区分事实审与法律审。上诉审法院关注社会问题并通过把社会问题转换为法律问题的方法对其做出回应，由此决定了上诉审法院的刑事判决理由之功能更可能是为一项新规则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而作为初审法院则应关注具体刑事纠纷的解决，此类法院的刑事判决理由之功能主要在于支撑个案判决结论的合法性。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应根据不同法院的任务来配置刑事判决理由才能满足社会对刑事司法提出的新需求，也才能科学实现刑事判决说理性的塑造和理性刑事裁判过程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