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数量虽减少,但其背后庞大的基数仍然对诉讼效率和司法资源产生了不小的压力,这一现象不可忽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并不排斥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产生,根本上是出于解决成年人刑事司法问题的目的,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性而贸然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则是忽视了少年司法和成年人司法的不同,极易对未成年人的权益造成损害,也难以实现该制度本身的作用与价值。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正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需要对认罪认罚从宽进行差异化改造,使其成为教育矫治涉罪未成年人的利器。如此既可以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的完善,更能够推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程序和体系的改善,通过教育帮助涉罪未成年人,使其能够以健康心态回归社会、重新生活。以此为题,文章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进行制度分析。从主体性保障、程序性特征和结果性特征三个方面阐述了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内涵与特征,从而奠定了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的基本认识。第二部分是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进行实践考察。本部分采用了案例分析方法,通过设置条件筛选出近三年的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包括检察案例、审判案例和新闻报道,从而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情况进行了解,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当下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的大致运行机制。第三部分是分析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在当下存在的不足。对适用中的问题通过程序运行和实体结果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在程序运行方面,目前还存在启动条件不明确、律师有效帮助不到位、合适成年人制度实践效果不佳以及缺乏法定代理人的异议处理程序四个问题;在从宽处理的结果方面,存在从宽模式不明、从宽渠道过窄的问题。第四部分则是针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的现存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完善建议,完善建议也从程序运行和从宽处理两方面提出。对运行中的问题,认为应当明确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的启动标准、完善合适成年人到场规则、落实律师有效帮助以及补充法定代理人异议处理程序;对从宽处理中的问题,则提出应当强化协商性从宽因素、拓宽未成年被追诉人的从宽处理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