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以来,如何为未成年工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在国际范围内一直是一个难题。这些未成年工往往与成年劳动者在同等条件从事着类似工作(加班、夜班及有害工种),这些工作与其生理发育水平不相适应,妨碍其受教育机会,严重危害未成年工的身心健康。在这种情况下,未成年工的生存权、发展权均难以得到充分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全面推进,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相比于以往取得一定的进步,但在实践中,未成年工因劳动权益被侵害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的案件仍屡见不鲜。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为根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等专门性法律以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等行政法规、部委规章为主干的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的法律体系。近些年,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及生活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关于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已不足以适应当前社会,无法有效保障未成年工合法权益。因此,在实践中未成年工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时,往往无法基于现有法律法规充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笔者通过对190份未成年工劳动争议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后发现,现行法律法规在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上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如《劳动法》所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与《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年龄未有效衔接、部分未成年工劳动者主体资格未被认可、用人单位存在普遍违反规定使用未成年工的现象、《劳动法》部分条款与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的法理相悖等。为寻求上述问题的解决之策,笔者在对大量国内外关于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的立法及相关研究文献总结分析后发现,完善我国未成年工劳动保护制度,应当跳出“16周岁以上且非学生身份的未成年工方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这一狭隘思路,对于现有的不利于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的条款予以修订调整;同时,协同社会、学校及政府有关部门加大对侵害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现象的执法监督力度。具体来说,首先,应加大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侵害未成年工合法权益行为的惩处力度,与此同时,还应当出台对用人单位遵守未成年工相关特殊保护规定的奖励机制,如对于合法使用未成年工,且严格遵守国家对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相关规定的用人单位,有关部门可一定程度上给予税收优惠等。其次,应当完善现有立法,明确未成年工不得从事夜间劳动,为未成年工办理未成年工登记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未办理《未成年工登记证》不影响劳动关系的成立。再次,明确学生身份的未成年工享有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于用人单位处实习或者兼职期间,在用人单位违反实习规定,或者未成年工与用人单位满足劳动关系认定实质要件的情况下,应当对该类未成年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依法予以认定。最后,应适时完善《劳动法》与《义务教育法》的衔接,对最低就业年龄做出妥善灵活的调整。我国《劳动法》规定最低就业年龄为16周岁,而依据《义务教育法》一般未成年人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时的年龄为15周岁,此时该未成年人是否继续上学的选择权完全可由该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决定。但根据现有规定,15至16周岁的未成年工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无法受《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因此,出于充分保护未成年工的需要,我国需要适时调整最低就业年龄,考虑认可已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且年龄处于15至16周岁未成年工劳动者主体资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