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资本项目的开放一直是谨慎而行。然而,由于当今市场的国际化,难以避免资本开放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基于大数据关注“是什么”的相关性分析理念,不再强求“为什么”的因果分析,本研究提出一种利用利率去识别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冲突的非参数方法,并估计出冲突的程度,以及模拟可能权衡冲突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本研究目标不是讨论相机抉择的政策操作是否真实加剧了政策冲突,以及研究从长期的政策机制视角,提出战略性的协调冲突的政策建议,而是假设冲突已经形成,当下如何用定量方法识别发现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进而如何设计协调冲突的决策支持。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部分:冲突识别。首先,追述现有文献提及的1994-2014年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典型事实: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94-1996年,主要表现为紧缩货币与抑制升值的政策冲突;第二次冲突发生在1997-2000年,主要表现为稳健货币与抑制贬值的政策冲突;第三次冲突发生在2001-2008年,主要表现为稳健货币和稳定升值的政策冲突;第四次冲突发生在2009-2010年,扩张货币政策与保持汇率稳定的政策冲突;第五次冲突发生在2012-2014年,稳健的货币与稳定汇率的政策冲突。其次,根据定性描述的冲突历史事实,基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三元悖论”分析,本研究推广了线性Taylor规则,构建一组半参数Taylor-type路径识别模型,提出从利率视角识别199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事实。年度结果识别了 45%的政策冲突,季度结果识别了 49%的政策冲突事实。最后,考虑常系数半参数路径识别模型的缺陷,建立时变半参数Taylor-type路径识别模型,全面识别出199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事实。年度和季度结果分别都识别出了 85%的政策冲突,较好地描述了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历史进程。第二部分:冲突估计。首先,在时变半参数路径识别框架下,估计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强度。在识别的69期政策冲突中,政策冲突强度超过20%的占到56.5%,在1999年1季度和2009年3季度的冲突强度甚至超过100%,存在严重的政策冲突。其次,分别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分析现实利率偏离理论利率(即政策冲突)的路径传导机制,回答货币和汇率政策冲突结果“是什么”的结果。当政策冲突表现为现实利率低于理论利率时,总效应来源于货币和汇率交替变换,直接效应源于汇率,间接效应主要源于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和预期产出缺口传导;当政策冲突表现为现实利率高于理论利率时,总效应和直接效应都来源于货币和汇率交替变换,间接效应主要源于通货膨胀和预期通货膨胀传导。第三部分:冲突模拟。基于路径识别框架,模拟研究了当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事实发生时,如何调整以及该调整多少,以便协调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研究发现政策冲突表现为现实利率低于理论利率时,如果采取政策措施:①减少货币供给量,需要调整的范围为0.3到10.3个百分点;②减少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需要调整的范围为0.06到5.45个百分点;③同时减少货币供给量,仅需要调整的范围为0.3到2.4个百分点,和减少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仅需要调整的范围为0.03到2.7个百分点。政策冲突表现为现实利率高于理论利率时,如果采取政策措施:①增加货币供给量,需要调整的范围为0.5到13.7个百分点;②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需要调整的范围为0.1到5.7个百分点;③同时考虑增加货币供给量,仅需要调整的范围为0.3到3.7个百分点,和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仅需要调整范围为0.08到0.35个百分点。第四部分:进一步的讨论。首先,假设政策重演历史,则季度货币政策效应发生正负反转约占62%,季度汇率政策效应发生正负反转约占45%。这意味着,无需改变政策,货币政策相比较汇率更易于发生政策效应的反转变化。其次,两种不同处理方式检验了路径模型收敛于基准模型,研究结论表明所有的政策效应终将消失为常数,其时间长度不会超过本文样本的六倍。本文主要贡献:第一,建立创新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利率识别框架。基于三元悖论,将半参数时变路径模型融入到泰勒规则中,发现现实利率和理论利率的明显偏离,较好的描述了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历史进程。第二,发现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路径的传导机制。当冲突表现为现实利率低于理论利率,直接效应源自于是汇率,间接效应源自于通货膨胀,预期产出缺口和预期产出缺口;当冲突表现为现实利率高于理论利率,直接效应源自于货币和汇率交替变换,间接效应源自于通货膨胀和预期通货膨胀。第三,探索性地给出当下如何去识别发现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以及如何设计去协调冲突的决策支持,以及历史如果重演,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效应将会如何改变。不同于现有研究,去争论相机抉择的政策操作是否真实加剧了政策冲突,以及从长期的政策机制视角提出战略性的协调冲突的政策建议。本文可能不足:第一,本研究是在一组模型化的研究框架内完成,虽然基于三元悖论,泰勒规则等经济学理论,以及非参数统计学方法,但是,如所已知,这些经济学理论的适应和统计学方法的运用需要满足一系列理想的条件。于是,作为研究模型框架中的许多假设未必符合现实,其变量选择也存在局限。本文仅仅是依据大数据的理念,不去强求“为什么”的因果关系,而是力图证实得到“是什么”的相关性结果。第二,作为一个完全由数据驱动,探索性的研究结果,仅仅从模型估计理论利率视角去识别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冲突,结果完全可能存在作者的偏向。因为完全可以考虑估计理论汇率,利用现实汇率与理论汇率明显偏离来研究冲突问题。当然,由于存在国际化因素,控制变量较复杂,这使得理论汇率估计的难度明显大于理论利率的估计。第三,未考虑半参数模型参数的相合性检验,虽然本研究也讨论了模型估计问题。本研究通过路径识别模型的收敛设计,验证了研究模型相对于基准模型,结论具有“唯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