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持续,使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时期,这无疑为国际经贸格局的重塑按下加速键,基于国际格局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经贸规则势必会重写。美欧等发达国家通过建立CPTPP、CETA、EJEPA、TTIP等超大型跨区域贸易协定,推行其主导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行“规锁”。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符合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需要和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已逐渐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渐成趋势。同时,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期,面临发展动力转变、产业转型升级、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等重大经济变革。中国在面临外部“规锁”和内部深化改革的双重压力之下,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能够为中国破解难题提出方向。研究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路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对标”、“中国对标什么”及“中国如何对标”,从理论体系构建到路径设计提出,较为系统的阐述了中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动因、对标对象、总体路径和具体路径。本文第一章为引言部分。首先对国际经贸规则和“高标准”给予明确的界定,国际经贸规则包含的范围分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所研究的是狭义范围内的国际经贸规则,主要包括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通过梳理美欧近年来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本文,将“高标准”规则定义为,以“三零”原则为基础,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目标,以覆盖范围广、强调国内营商环境一致性为特点的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规则内容主要体现为对传统议题的升级、边境后新议题的纳入及其标准的提升,形成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知识产权、竞争中立、劳工、环境、监管等边境后规则的全方面宽领域覆盖。其次,明确提出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有二:一是为中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对边境后规则深度产生的贸易影响进行评估。现实意义有四:一是为国内深化改革指明方向;二是为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谈判构建中国模板,提供理论支撑;三是为中国加入CPTPP提供具体路径建议;四是为中国升级已签署的RTAs和未来同发达国家进行RTAs谈判,提供方案选择。再次,阐述本文的拟创新点和不足,本文的拟创新点主要有四:一是对“高标准”概念给予明确的界定;二是采用多维度梯度打分法,对数字贸易、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等代表性边境后规则的深度进行赋值打分;三是对5项代表性边境后规则深度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做出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四是从国内改革、多边谈判和区域谈判三个维度,较为全面细致的提出中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路径建议。本文的不足之处有三:一是具体规则分析涉及范围广度不够;二是实证检验的经济效应较为单一;三是实证研究的测度方法较为传统。最后,本章还对研究内容、关键问题、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进行了阐述。本文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章主要从国际经贸规则发展、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研究及中国经贸规则研究三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综述。其中,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方面的文献综述主要从国际经贸规则的历史演进、具体经贸规则发展及现有国际经贸规则缺陷三个方面进行梳理;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研究方面,主要从具体高标准经贸规则分析、美欧高标准规则异同及边境后规则对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三个方面进行文献的回顾;中国经贸规则研究方面,主要从中国经贸规则发展历程及现行标准、高标准经贸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经贸规则升级路径研究三个角度进行文献的综述。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第三章分析了中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理论基础,回答“中国为什么对标”的问题。本章通过对国际经贸规则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出演变的动力,进而找到演变的逻辑。在此基础上,阐述中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理论基础。第一,本章根据国际经贸规则侧重点的不同,将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以GATT为代表的强调削减关税的国际经贸规则、以WTO为代表的强调削减非关税壁垒的国际经贸规则、以CPTPP为代表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通过分析各阶段国际经贸规则确立的背景、原因、形成路径、规则特点及规则缺陷,总结归纳出国际经贸规则演变的动力。第二,阐述国际经贸规则演变动力。国际经贸规则是国际上层建筑,其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国际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而国际经济基础的变化是由国际生产力变革及其决定的国际生产关系（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所决定的。因此,国际生产力变革及其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变革是国际经贸规则演变的根本原因。而国际经贸规则变革的直接原因是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发达国家之间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直接推动了国际经贸规则变革。第三,根据对国际经贸规则演变脉络和动因的分析,理清国际经贸规则的演变逻辑,为预测国际经贸规则发展趋势夯实基础。第四,结合国际经贸规则演变逻辑和现阶段国际经贸规则的缺陷,对国际经贸规则发展趋势进行预判,为第7章中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最后,系统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主要包括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应对美欧“规锁”的需要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为中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数字贸易、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5项具有代表性的高标准边境后规则,中国现行最高标准规则及其同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差距,及实证检验5项规则深度产生的贸易影响,回答“中国对标什么”的问题。本文第四章为高标准协定代表性规则发展历程及趋势。本章主要归纳总结了数字贸易、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5项代表性边境后规则的发展历程、现行最高标准及发展趋势。首先对代表性边境后规则的选取标准进行了阐述;其次,主要对不同模式的5项代表性规则的发展历程、各自特点及异同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通过对比发现,现行最高标准是USMCA中所制定的规则标准,并对具体规则的最高标准进行了分析;最后,剖析5项代表性规则的发展趋势。第一,关于数字贸易规则。主要分为美式模板和欧式模板,美式模板的标准要高于欧式模板,美式模板强调高度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较高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欧式模板强调严格的跨境数据监管。数字贸易规则的现行最高标准为USMCA,主要体现在: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扩展至广播服务产品;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性提高,各国国内监管措施不予考虑;个人信息保护仅需遵循APEC框架和OECD准则;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范围扩大,剔除监管例外和公共政策目标例外;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扩大,包括源代码、算法和加密技术;豁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第三方侵权责任。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为:一是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渐成趋势;二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强化;三是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四是合作和监管一致性的要求增加。第二,关于竞争中立规则,主要有四种模式:国内法模式（澳大利亚模式）,国际软法模式（OECD模式）,欧盟模式,美国模式。USMCA竞争中立规则是目前国际最高标准,包括明晰的国有企业定义,严苛的透明度规则、非歧视性待遇和非商业援助条款等。竞争中立规则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一是由国际软法逐渐渗透入国内规制;二是逐渐发展为对国有企业的规制;三是对国有企业的定义明晰,要求严苛;四是扩大了反补贴措施的适用范围,五是透明度规则越来越高。第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协调型知识产权规则（WIP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CPTPP知识产权规则。知识产权规则主要分为美式规则和欧式规则,美式规则的特点为:一是注重权利人的利益,二是保护范围广泛,具有动态性,三是较强的执行力,增强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扩大边境执法范围。欧式规则主要特点为:一是规则呈渐进式发展,二是规则同美式模板规则趋同,保护水平相对适中,三是对不同权利实行不同力度保护。USMCA是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国际最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商标权、著作权、地理标志、专利权等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内容强化;二是知识产权保护类别增加及内涵确立,强化药品、生物制品试验数据等知识产权保护;三是知识产权执法强化;四是逐渐重视数字环境执法。第四,关于劳工标准,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美欧标准分歧较大。美欧模式的主要区别体现为:一是执行方式侧重点不同。美国模式属于硬法模式,欧盟模式属于软法模式。二是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方式不同,美国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蓝本,欧盟以1998年《宣言》为标准。三是管理机制不同。美国设置劳动理事会,职责范围较广;欧盟设置劳工附属委员会,主要负责强化交流。USMCA劳工标准是国际最高标准。劳工规则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一是保护范围不断扩大,并将劳工标准适用于一国的出口加工区和自贸区;二是争端机制逐步完善,设立劳工理事委员会,并涉及三级磋商进行争端调解;三是执法更加严格,采用持续模式和实践模式;四是深入到成员国的国内规制,要求成员国国内劳工法的改革;五是深化劳工与贸易之间挂钩,要求禁止进口包含强迫劳动所生产的货物。第五,关于环境保护规则,主要模式分为多边公约和美国模式。多边环境规则散落于多个文件中,尚未达成单独的环境协定。美国的环境规则发展阶段包括NAFTA的规则纳入阶段,逐渐强化阶段,及USMCA高标准环境保护阶段。USMCA环境保护规则是现行国际最高标准。环境保护规则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一是定义更加明确,在RTAs中明确规定缔约国需要遵从的国内法;二是保护范围扩大,内容更加具体,强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三是设置公众参与制度和程序;四是争端解决程序更加完善,设置三级磋商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本文第五章为中国现行规则及与高标准规则差异,本章主要从国际谈判层面和国内法律层面,梳理出5项代表性边境后规则的中国现行最高标准,并与相应高标准国际规则进行对比,找到差距。首先,通过梳理RTAs文本和国内法律法规发现,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规则方面,RCEP中的具体规则是中国现行最高标准;竞争中立规则方面,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中的竞争中立规则是中国现行最高标准;劳工标准方面,中国的现行标准主要体现在国内立法层面。其次,对比中国现行规则与高标准规则的差距,找到具体差距所在。第一,关于数字贸易规则,中国与最高标准规则的差距在于:一是未设置歧视性待遇;二是未涉及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三是未对电子传输关税做出强制规定;四是未涉及开放网络接入。中国的立场及主张:一是消除数字贸易壁垒,二是保障用户权利,三是维护国家规制空间,四是促进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关于竞争中立规则,中国与高标准的差距体现在:一是目标不同,中国所提倡的竞争中立规则,是以市场化为基础,规范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的制度,以避免国有企业对市场的扭曲,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二是补贴规则不同,中国现阶段,各级政府、各部门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较为杂乱,没有设置统一的补贴体制,没有规定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三是非歧视性待遇,中国与欧美达成共识,仅同意磋商解决,不得实行强制制裁。四是透明度规则,中国要求仅在有一方利益受损时,才有披露信息的义务。五是损害的认定,中国在此方面没有规定。第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中国与高标准的差距体现在:一是中国纳入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多边协定较少;二是著作权未设置明确期限;三是未将气味纳入商标保护范围;四是专利方面,对于专利宽限期未作规定;五是民事救济和刑事处罚标准较低;六是数字环境执法仅适用于数字环境中侵犯著作权及商标权。第四,关于劳工标准,中国劳工标准同高标准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国未在区域谈判中纳入劳工标准的讨论;二是劳工标准范围仅包括4项核心劳工标准,且未加入强迫劳动和集体谈判权的劳动公约;三是劳工保障的执行方面,中国仅要求遵从国内法律和已加入的国际公约;四是争端解决,中国坚持以磋商为解决争端的方式。第五,关于环境保护规则,中国环境保护规则同高标准规则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一是定义范围不明确,中国只提出应遵循国内法;二是具体保护规制不清晰,中国在保护范围方面,仅制定原则性规则,强调各国具有自主设置保护范围、在法律和政策指定上享受主权权力,给予各国更大的自主权,对保护范围的选取不具有强约束性;三是合作机制不完善,中国仅规定建立联络点,加强各方交流与沟通;四是中国坚持环境争议不适用争端解决程序;五是缺乏公众参与机制。第六章为RTAs框架下代表性高标准边境后规则贸易效应研究。第一,本文在借鉴周念利和陈寰琦（2020）数字贸易规则多维度梯度打分方法的基础上,对全球前15大经济体所缔结的包含全部或部分5项代表性规则的107份RTAs中的5项规则进行多维度梯度打分。第二,根据第4章对各规则发展历程的梳理,将各规则设置为三个梯度,分别赋值1、2、3分,再根据各具体规则的条款特点,设置打分维度,最后分别得出5项规则的“深度”指标。借鉴林僖和鲍晓华（2018）的方法,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构建计量模型,并运用2000-2019年年缔约国双边贸易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首先,运用PPML法对静态面板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实证结果显示,5项代表性边境后规则的深度均能有效促进双边贸易,其中,数字贸易规则标准的提升对双边贸易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竞争中立规则和劳工标准,促进作用最小的是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其次,为检验基准模型的稳健性,本章采用替换估计方法和剔除极端值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替换方法还是剔除极端值,5项代表性边境后规则的深度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5项代表性边境后规则深度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平稳。再次,考虑到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2SLS和GMM估计法,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为工具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第三,本文开展了异质性分析,根据出口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贸易分类的不同及缔约环境的不同,进一步探究了 5项代表性边境后规则的贸易效应。首先,将前15大经济体分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实证结果显示,5项规则标准的提升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促进作用要大于对发达经济体的促进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尚未单独对中国进行实证检验,因为在中国已签署生效的RTAs中,所包含5项代表性边境后规则数量少且标准低,数据质量不足以支撑单独进行实证检验。其次,根据贸易分类的不同,将双边贸易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项规则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对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更大。最后,根据缔约环境的不同,选取能够直观反映缔约环境的指标—制度约束和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进行实证检验。进口经济体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对5项规则的贸易边际效应具有正向影响,出口经济体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对除数字贸易规则外的其他4项规则的贸易边际效应具有正向影响。本文第七章为中国对标路径,从国内改革、多边谈判、区域谈判三个维度,全面细致的分析中国对标路径,回答了“中国如何对标”的问题。对标不是照搬,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清晰把握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内涵和要求,明确哪些规则可以接受,中国需要通过改革适应这些规则;哪些规则可以谈判,以寻求规则最大公约数;哪些规则不能接受,中国需要在国际谈判中坚持中国主张,以求为实现中国长足发展打造稳定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一,在设计对标路径之前,本章从对标基准、对标方式以及对标核心诉求三个方面,提出三大对标原则,分别为符合中国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防控风险、循序渐进的对标方式,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第二,从对标对象和所期望取得的对标成效两个方面,确立对标目标。未来在多边有极大可能确立的高标准规则,中国需要率先对标。通过对标高标准规则,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和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建设,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推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第三,在明确对标原则和对标目标的基础上,提出规则对标总体路径。从国内改革和国际谈判两个方面,针对中国接受难度较大的规则及与高标准差距较大的规则,提出对标总路径。在国内改革方面,一是扩大对外开放,降低市场准入标准;二是对中国接受难度较小或涉及全局性的规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标改革;三是对中国接受难度较大的规则,在自贸区/港进行压力试水,根据自贸区不同的重点功能定位,对高标准规则先行先试,同时,完善容错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为自贸区/港的对标改革保驾护航。在多边谈判方面,中国应秉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发展权的原则,同意适当提升规则标准,构建公平的多边贸易规则。在区域谈判方面,中国应以开放的心态应对高标准规则,通过提升区域贸易协定水平,实现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标,主要路径为升级已签署的RTAs和同发达国家展开高水平RTAs谈判。第四,针对代表性边境后规则提出具体的对标路径。通过分析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竞争中立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劳工标准和环境规则,在多边推广的可能性及中国对标CPTPP相应规则的可行性,了解中国需要对标的具体条款的内容、难度和必要性。而后,从国内改革和国际谈判两个方面设计对标路径,提出切实可行的国内改革方案以及中国在多边和区域谈判中的具体规则建议。对于中国已具备对标条件的条款,中国可予以对标;对于中国可以谈判的条款,中国可以通过设置例外条款和延长过渡期等方式,争取谈判空间;对于中国不能接受的条款,在谈判中可设置留白条款,暂且搁置。本文第八章为结论及政策建议,通过对全文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明确理论研究、规则研究、实证研究以及路径设计等研究结论,使得全文的结论更加清晰。由于第7章已经提出中国对标高标准规则的总体路径和具体路径,本章仅从宏观层面提出政策建议。第一,以“边境后”措施为改革重点,加快构建新型经济体制;第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谈判,在新规则谈判中提出中国诉求;第三,用好“一带一路”与自贸港/区平台,推广中国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