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是人类生存的异化状态的表征。文学作为人学,始终关注着人的外在生存境况以及内在心灵状态。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久经苦难的民族,俄罗斯作家们有着形式各异的对苦难的叙述。俄国人民在20世纪的极权统治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和悲剧,具有使命感的俄罗斯作家们都曾经或正在叙述着极权统治所带来的政治苦难以及苦难对人民和整个俄罗斯民族所带来的伤痛。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使命感的作家,他的集中营文学题材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对极权苦难的见证。作为极权制度的受难者,索氏不仅仅在书写自己的苦难,他也在记忆中为无数无辜受难的灵魂呐喊。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以其作品中表现的“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说出了索氏创作的精髓所在,索氏在自己的创作中展现了摧毁人之尊严的极权统治的残暴和罪恶,表现了在极权极端处境中人们以“苦难地活着”来持守自身的人性。索氏的苦难书写既是对当时苏式极权主义的反思,也受到自己苦难经历和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影响。索氏的一系列作品没有回避极权苦难对人的直接的肉身性残害,身体成为极权统治所带来的苦难的直接的承载体；同时极权主义的目的是实现其全面统治,失语的灵魂显示了极权统治的终极目的：人们陷入个体性消解的牢笼中,而无知者的人性也迷失于极权的价值体系中。索氏作为一名受难者在积极寻求着救赎,他笔下的受难者没有放弃自己存在的勇气,他们在反抗中超越着苦难,在具有尘世与上帝之灵的爱中共同承负着苦难,以此在神圣几乎被解构的时代向自己的人性回归,也是向人身上的神性的回归。他们虽然无法摆脱极权统治的外在现实,但依然在自身之内寻求着救赎,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重构的开端。他的苦难书写见证了苦难,同样见证了救赎。他将个人记忆融入写作之中即是融入了集体记忆之中,索氏作为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知识分子,在其书写中将极权苦难展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从而彰显了人类共在的集体责任。承担此责任,每一个人要做的是将此记忆予以传达,从而使我们时刻警戒极权统治的发生,这也是其苦难书写的公共意义所在了。